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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10 更新于 2025-04-03 分类于哲学本文字数： 83k 阅读时长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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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涛：坚持系统观念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37:57 +080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并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部分强调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制度保障。正因如此，财税体制改革成为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关键，是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的基本前提，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科学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聚焦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明确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推进方式，突出改革问题导向，突出各领域重点改革任务”。财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头戏”，充分肯定了财税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使命任务，凸显了不断完善财税体制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牵引和推动作用。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历次重大改革基本都是从财税体制改革入手的。不断完善现代财税体制，既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只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才能真正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顺利完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财税体制改革涉及面广、结构复杂、难度大，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这要求在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运用全面系统的观点来协调各领域、各方面、各层次的工作重点，加强改革系统要素之间的联动性与协同性，避免顾此失彼、因小失大、相互掣肘。二坚持系统观念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个重大原则，其中之一便是“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涉及较多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更高。坚持系统观念，全面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秉承“分税制”改革以来“以政领财，以财辅政”的逻辑主线，积极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根本指引，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和谐统一。一是合理界定政府支出责任，避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政府支出应更加关注科技、教育、民生等关键领域，支持科技强国、教育强国建设，支持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优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同互补关系。二是优化现有税收治理体系，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优化清理部分临时性税收减免措施，打破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加强横向税收协调与征管合作，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三是针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障等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适时调整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及分担方式，利用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提高养老机构社会化程度。四是清晰、明确划分权责，探索多元化的绿色财税政策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处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政府间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重要方面。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可以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为此，一是厘清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清晰划分财政事权，按照受益范围、信息复杂程度、行政成本等原则进行划分，加快全国统筹，适当加强中央事权，规范和减少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积极构建支出责任的“弹性”调整机制，因时因地积极优化调整。二是优化政府间收入划分，确保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处于合理区间。改进和改革税制，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合理设置地方税种，着力培育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权。三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厘清边界和功能，持续加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推进转移支付规范化和法治化，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转移支付监管体系，完善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评价体系，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充分体现国家战略需求。四是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省以下收入划分机制，规范省以下各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完善省以下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界定，减少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错配的现象。处理好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关系。当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支出范围不断扩大，使得财政“过紧日子”的压力不断加大，迫切需要缓解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紧平衡的态势，有效拓展财政政策空间。一是多措并举增加财政收入，保障财政收入处于合理区间。增加增值税收入；动态调整消费税征收标准、优化消费税税率结构，提高税制累进性；完善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度，提高直接税比重。二是加强各类财政资金的统筹，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提质增效，做好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加强“四本预算”统筹，增强“四本预算”有效衔接；强化存量资源与增量资源的统筹，健全结余资金收回利用机制，积极盘活各类政府存量资源；强化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统筹。三是在强化收入统筹基础上，科学界定政府支出规模和方向，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财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面广，改革难度大，各类要素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具体领域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包括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优化现代税收体系等主要内容。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坚持系统观念，树立大局意识，做到统筹兼顾，把握好整体和部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为核心，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优化现代税收体系为两个主要抓手，将三大领域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协同推进，确保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确保改革取得预期成效。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需统筹发展与安全。一是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纳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统筹考虑，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优化政府间收入划分，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完善转移支付体系，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安全。二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坚持合并监管和高压监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建立健全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机制；构建政府债务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债务透明度。三是处理好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改革的关系，统筹考虑短期现实问题和长远战略需要。在推动中长期改革的过程中，不能无视和忽视现实经济问题，不能因为着眼中长期目标而忽视了风险的积聚和扩散，应统筹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统筹政策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统筹中长期改革和短期政策，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作者：马海涛，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顾敏院士：如何让海量冷数据不再被“冷落”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36:59 +0800

顾敏，光学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现任上海理工大学校务委员会执行主席及光子芯片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人工智能纳米光子学、光电子学成像和光存储等领域的研究。在世界上首次利用双光束超分辨原理突破聚合物激光加工的光学衍射极限，获得9纳米特征尺寸世界纪录，并领导研发团队实现了PB级光存储技术，其研究成果在现代光学显微成像、纳米激光信息、纳米制造和大数据存储领域具有重要推动意义。曾担任国际光学生命科学学会主席、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主席及评奖委员会主席。荣获国际光学及光子学学会丹尼斯·加博尔奖、国际OPTICA光学学会（原OSA）埃米特·诺尔曼·利思奖章及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ChatGPT和Sora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全球数据量呈现井喷式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数据规模将超过200ZB（1ZB等于10^12GB）。然而，全球大数据存储规模却仅达到数ZB级且年增长缓慢，真正被有效存储的数据只占总数据生产量的2%，而其中超过80%的数据被归为冷数据。冷数据是指那些不经常访问但需长期保存的重要信息，它们既是人类文明的记录，也是信息化时代的宝贵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和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冷数据存储意义重大但耗能巨大冷数据具有不经常访问、需长期保存的重要特征。冷数据具体包括科研数据、法律文件、医疗记录、天文观测数据、气候变化等。正如在许多领域看到的那样，冷数据的妥善保存和管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据IDC（国际数据公司）测算，2022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约占全球总用电量的2%，但保守估计到2026年数据中心用电量或将增长7成。2022年，中国数据中心总耗电量约2700亿千瓦时，超过2座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预计2025年将高达3842.2亿千瓦时。随着数据总量的增加，存储电耗成为制约当前大数据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瓶颈。如何高效、经济地存储这些冷数据成为各国科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寻找一种具有高容量、低能耗、长寿命的存储技术，成为当前科技界的重要任务。光存储是冷数据存储的理想模式在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的存储需求促使人们不断探索更为高效的存储解决方案。在众多存储技术中，光存储因其独特的优势脱颖而出。传统的磁存储和电存储技术虽然在读写速度上具有优势，但在存储寿命、能耗和数据安全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而光存储技术则因其潜在高密度、低能耗、抗电磁干扰和长寿命的特点，成为冷数据存储的理想选择。光存储不仅能满足大数据的存储需求，还能显著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从而推动绿色科技的发展。中国发展冷数据光存储技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是全球光存储的重要产业基地，全球消费市场上60%的DVD影碟机和光驱均产自中国。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先后成立国家光盘中心，致力于光存储技术的基础研究和产业转化。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发展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红光高清存储技术（NVD），实现单盘存储容量15GB。在科技部“十三五”和“十四五”“信息光子学”等重点专项支持下，上海理工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开展了双光束大容量存储技术的基础研究，暨南大学开展了多维复用光存储技术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和吉林大学开展了玻璃基长寿命光存储技术研发，为中国布局冷数据光存储奠定了技术基础和人才储备。PB级冷数据光存储的瓶颈问题与解决方案将光存储技术应用于大容量冷数据存储领域，长期以来面临着多重技术壁垒。首要挑战在于如何显著提升光存储单盘容量至PB级（1PB等于10^6GB），以满足冷数据总量的爆发性增长。为此，我们深入探索光存储技术的核心原理，并通过创新性的器件阵列化设计，首次构想了针对冷数据的PB级光存储阵列方案。同时，精准地提炼出冷数据光存储面临的五大核心瓶颈问题：光学衍射的物理极限严重制约了光存储的密度与容量上限；如何利用稀土材料与双光束超分辨技术，有效降低单比特数据的读写能耗；确保光存储数据的安全性，防止数据泄露或篡改；提升光存储的读写速率，以满足高效数据处理的需求；制造超分辨光存储的读写样机，实现技术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经过领域内科研人员长达十年的不懈努力与协同攻关，上述瓶颈问题已逐一获得突破，为光存储技术在大容量冷数据存储领域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突破衍射极限限制解决容量瓶颈：PB级光存储单盘容量相当于至少一万张蓝光光盘。1873年，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阿贝发现了光学衍射的物理极限，即最小聚焦光斑尺寸受到光波长的限制，这一发现为理解光学成像的极限提供了重要基础。虽然光学衍射极限在理论上限制了光存储密度的上限，但具体的存储容量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中涉及的双光束超分辨成像技术类似，我们发展了一系列突破光学衍射极限的双光束超分辨光存储技术。其中，以2024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双光束聚集诱导发光超分辨光存储技术为代表，突破了长达150多年衍射极限的物理瓶颈制约，实现了PB级三维纳米光子存储，其单盘容量相当于至少一万张蓝光光盘，有效地解决了光学衍射物理极限对光存储密度和容量的限制问题。发挥稀土资源优势降低读写能耗：镧系稀土材料的长荧光寿命能够实现节能99%以上。稀土材料不仅是中国的优势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具有长荧光寿命的特性。双光束超分辨的基本原理依赖于第二束光对第一束光记录效应的边缘抑制，超分辨记录点尺寸随着抑制光强的增加而显著减小。尽管记录点尺寸可以远小于衍射极限，但高抑制光强曾一度严重降低了光存储的读写能效。我们巧妙地利用镧系稀土材料长荧光寿命的特性，显著提升了低光强下的抑制效率，从而在保持超分辨记录特性的同时，将光存储的能耗降低了3个数量级，实现数据中心节能高达99%以上。这一技术结合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单比特的读写能耗问题，还为光存储技术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实现信息光存储超安全：矢量涡旋光场的多维独立调控保障信息存储的安全性。光学在频率、偏振、相位以及光强分布等多维自由度上展现出丰富的编码潜力。利用这些多维参量对信息进行编码，不仅能显著提升信息存储容量，还能有效增强数据存储的物理安全性。然而，在光场多维参量空间中同时复用多通道信息，对多维光场的精确调控技术以及材料对这些调控的多维响应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首次揭示了纳米尺度下材料的独特光学特性——合成螺旋二色性现象，并通过对矢量涡旋光场的多维独立调控，成功克服了这些挑战，实现了在空（3D）、频、偏、相（角动量）等参量空间的首例六维光信息复用存储，为信息存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超安全级别。解决读写速率受限问题：光场并行操控技术极大提升光存储的读写速率。光的本质是电磁波，不同光波在空间中传播时，通常不会相互干扰。这一特性使得多条光束能够同时存在于同一空间中，并各自独立地被调制，从而实现并行的读写操作，以提升光存储读写速率。通过采用一种并行读写技术，能够同时处理四条光束，每条光束独立地执行数据存储操作，从而在原理层面突破了读写速率的限制。随着高性能光电设备的不断涌现，光场并行操控技术正经历显著的进步。利用其对光场的高速、精准调制能力，进一步结合人工智能和光计算，有望使光场并行读写速率从GB/s提升到TB/s，推动光存储技术迈向新的高度。成功研制读写样机：超分辨光存储读写样机助力PB级冷数据光存储实用化。超分辨光学数据存储采用突破衍射极限的方法，取得了存储密度的大幅度提升。为了将该技术推向实用化，成功研制了不同类型的超分辨光存储读写样机。飞秒—连续光双光束超分辨光存储读写样机通过不断改进，从早期的占用一个1.5米×2.4米光学平台发展到占地面积不超过0.5平方米，并且适配一般震动条件的可移动装置。另一方面，双连续激光超分辨三维光存储读写样机则采用全新的步进吸收光子上转换原理，将原来的飞秒激光替换为连续激光，既保证了三维数据写入能力，又同时支持超分辨读写，大大提高了装置的稳定性和环境适应能力。在存储介质方面，创新性地采用新型材料，该材料不仅显著提升了存储介质的读写性能，还成功克服了传统材料在溶解度、耐光照性能以及寿命等方面的缺陷。此外，还结合DVD工艺，制造出了空白光盘。凭借在超分辨光存储读写样机领域的深厚工程开发能力和技术积累，我们团队已成为国内外最领先的样机研制团队。PB级冷数据光存储工程化仍需不断攻关尽管PB级冷数据光存储的基本原理在实验室中得到了有力的验证，然而，将这一前沿技术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实际应用，仍需面对并解决一系列复杂的工程技术难题与应用实施挑战。这包括高速动态读写工程样机开发、读写系统稳定性提升、系统复杂度简化、并行读写系统开发，以及材料均匀性、长期稳定性、工艺开发和制造成本控制等问题。目前，单光束超分辨存储技术的开发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以进一步简化系统工程化难度。然而，要实现PB级光存储的工程化应用，亟需建立国家级平台，联合科研和产业界集中优势力量攻关，共同推动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作为一名全职回国工作的科学家，我深感责任重大，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推动中国光存储技术的发展，也为全球数据存储提供更加高效、环保的解决方案。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推进，将PB级光存储这一前沿技术产品实现量产应用，为国家的信息化建设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韩保江：构建“放得活、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36:41 +080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放得活、管得住”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实现“放得活、管得住”，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1.“放得活、管得住”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关于社会主义搞不搞市场经济？搞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陈云同志用“笼”和“鸟”的关系来形容当时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党的十四大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搞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有了更新的认识，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更为准确的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更加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并强调“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2.“放得活、管得住”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高水平，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要看其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是否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否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各扬其长、优势互补，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涌动也不行。”“放得活”，本质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调节利益关系和市场行为，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构建“放得活”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深化以下方面制度建设：一是尊重并坚持物质利益原则。物质利益是驱动经济发展，引领资源配置的原动力，更是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支撑点。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邓小平同志强调：“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二是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完善产权制度，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既要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又要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企业退出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营造诚实守信社会环境。三是健全要素市场体系。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管得住”，本质是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督，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构建“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深化以下方面制度建设：一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增强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实施支撑作用。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健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统一预算分配权，提高预算管理统一性、规范性，完善预算公开和监督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政策，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支持长期资金入市。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3.筑牢“放得活、管得住”的微观经济基础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既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又是支撑“放得活、管得住”的经济基础。要“管得住”，就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加快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要“放得活”，就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鼓励民营企业打造世界一流企业。要“放得活、管得住”，应努力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在鼓励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好自己的功能和作用的同时，应继续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更好地增强各类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作者：韩保江，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李少文：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作用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35:48 +0800

今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多年来，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作为这一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40周年，与时俱进健全这部法律、不断强化法律实施效果，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抓手之一。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不断探索的结果。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专设一章阐述民族政策，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容作了规定。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制定并实施，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起到了积极作用。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法法律保障日益完善。1982年公布施行的现行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更加完善的规定。在此基础上，1984年5月，全国人大颁布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修改，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明确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并进一步完善有关内容。民族区域自治法既是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基础性法律，也是关于民族事务治理的统领性法律，还是保护少数民族权益以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法律。这部法律明确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目标，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建立和自治机关的组成以及自治机关的自治权，要求依法治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民族事务，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4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法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一部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的好法律。当前，顺应改革实践与发展要求，我们要准确把握新征程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要求，既推动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取得新成效，又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依法保证各民族合法权益。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重要基础，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民族区域自治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法治保障。该法序言首句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文明漫长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捍卫祖国统一、推动历史进步，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了由多元到一体，由松散到紧密，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我国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历史中逐渐融聚而成的。同时，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体现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要在党的领导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同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中，无论是出台法律法规还是政策措施，都要着眼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宪法为根本依据，持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对于民族事务治理来说，宪法是根本法律依据，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最高法律权威。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依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具体方式。持续加大宪法有关民族工作规定的学理阐释和宣传教育，准确解读宪法规定的有关民族工作的价值遵循、原则约束和规则保障，并以此为指导推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民族区域自治法部分条款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足的问题也暴露出来，需不断加以完善。要在宪法规定的框架内，对该法的相关条款予以适时扩充、细化，合理完善程序性规定，明确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提升法律的实施效果。健全配套立法，系统夯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治保障。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民族区域自治法在保障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但其落实落地还需要更加健全的民族事务治理配套立法。与其他领域事务治理相比，民族事务治理具有综合性、广泛性以及特殊性等特点。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骨干，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主要内容。持续完善这一体系，一方面，应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民族区域自治法同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兼容。另一方面，坚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在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制定实施配套法规时，应当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做到实事求是、科学有序。

石玉：“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是没有止境的”——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本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35:25 +0800

【编书者说】《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于2014年6月出版，正值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1972—1974）完成40周年之际。该书推出后，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截至2023年5月，共印4次，累计印数1800套，曾先后获得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多项荣誉。如今，十年过去，在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50周年之际，中华书局隆重推出《集成》修订本，以此作为马王堆完成发掘50周年的献礼，这是学术研究向前推进的必然结果。《集成》基本情况概述2014年版《集成》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帛画、简牍、木牍、签牌等资料的首次集中出版，分为七册，第一、二册是“整理图版”，第三至第六册是“释文注释”，第七册是“原始图版”。顾名思义，整理图版即经过作者整理缀合后的图版，为方便查询，帛书图版下（少量放在图的上侧），每隔一行加了行号，所有简牍下面都加了简号，行号、简号与释文部分完全对应。释文注释是对整理图版的文字释读和注释，每篇最前面有本篇基本情况说明，简要介绍文物形态、收藏情况、本篇内容、以往研究取得的成绩和遗留的问题、此次整理取得的新进展等，最后附本篇参考文献。原始图版为湖南博物院（2022年前称湖南省博物馆）提供的供整理使用的图片，除做了调色和衬底的裁剪外，没有做过多加工，从而尽量完整地呈现原貌，供读者参考。整理图版中，未作任何新缀的图片，如《宅位草图》、竹简、木牍、签牌等，在原始图版中不再重收。虽没有任何文字，但极具研究和鉴赏价值的几张帛画，如T形帛画、车马仪仗图等，收在原始图版中，作为附录。无论整理图版，还是原始图版，均采用四色彩印。马王堆文献分为54篇，经、史、子、集均有涉及，是研究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哲学、医学、历史、天文、地理、经济、艺术等众多领域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例如，《周易经传》《老子》分别作为儒家、道家的核心典籍，是勘正传世本文字讹误、理解经文本义的重要文本依据。《五十二病方》《胎产书》《养生方》《导引图》《脉经》等医学文献，为研究秦汉时期的中医医疗、生活养生等提供了丰富材料。《刑德》《阴阳五行》《五星占》等数术类文献，对研究古代天文历法、阴阳五行思想极有帮助。《地形图》《箭道封域图》等古代地图，是研究古代地图形制、行政区域划分的可靠文献。在书体上，这些文献用篆书、隶书和介于篆隶之间的草隶写成，精美异常，对书法爱好者、研究者来说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和研究价值。总之，马王堆汉墓堪称一座埋藏地下两千多年的微型图书馆，它的重见天日，有力推动了当代多个学科的发展。为何推出修订本本书主编、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在2024年5月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早在1972年马王堆一号墓完成发掘后，裘先生就参与了简文校释工作。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成立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裘先生即为小组成员，与唐兰、张政烺、朱德熙三位先生一起整理《老子》甲乙本及卷前卷后古佚书。在2014年出版的《集成》和此次新推出的修订本中，裘先生除了担任主编外，仍是《老子》甲乙本的整理者。从1974年算起，至今历时刚好五十年，裘先生始终亲历其中，个中情况自是了然于胸，他说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没有止境”，自是由衷的肺腑之言。马王堆简帛文献的整理工作虽从发掘伊始就已启动，但诚如裘先生所言，对它的整理工作是没有止境的。从1972年至2014年《集成》推出，对马王堆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就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有大量成果问世，但集中完整地公布图版、对全部简帛作释读整理并加以注释，到了《集成》的推出才得以如愿。前人的重要研究成果，在《集成》中都有反映，如每条注释开头的“原释”“原注”等，就是对前人释读、注释的忠实呈现。《集成》为学术界充分利用这批文物从事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好的文本，由此开创了马王堆研究的新局面，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研究工作较之以前更加深入细致。《集成》在图版拼缀、释读注释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空前的，但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整理团队在一开始就有很清醒的认识，如有些残片还存在继续拼缀的可能，有的篇目图版拼合方案还可以进一步优化，有些注释还可以更加充分等等。基于此，在出书后的第二年，2015年6月27日至28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湖南博物院、中华书局作为编纂三方合作单位联合举办了“《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国际研讨会”，国内外60余位专家和学者参加，发表了40余篇相关论文，指出了《集成》存在的一些问题。除了具体内容方面的问题外，对版式和图版颜色等设计问题也多有中肯建议。这些意见或建议，为修订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借鉴，特别是《集成》推出后，大量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作者团队持续不断开展研究工作，使得修订本的问世，由设想变为了现实。修订成果有哪些在谈修订成果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修订本与2014年版的共同处。在装帧等方面，仍采用原来的开本（特8开）和成品尺寸，延续原来的封面布料、正文用纸、结构和分册，全部图版仍采用原来的四色彩印。在定价方面，修订本的定价一如十年前，一分未涨。此次修订，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修订团队在保持原主力阵容的前提下略有变化，最明显的是加入了几位学界后进，如郑健飞是2014年版《相马经》《房内记》等篇整理者刘钊先生的博士，多年从事马王堆图版的缀合研究，博士论文《马王堆帛书缀合研究》已在中西书局出版，此次修订，由他制作部分图版并校勘全部图版，调色环节也是全程跟进。张婷、高洁是2014年版《阴阳五行甲篇》等篇整理者程少轩先生的博士，此次修订，分别参与了《阴阳五行甲篇》《阴阳五行乙篇》的图版拼缀和释文注释工作，《阴阳五行甲篇》更是以张婷硕士学位论文《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篇校释及相关问题研究》为底本修订。二、重写了部分篇目，包括《丧服图》《老子甲本》《阴阳五行甲篇》《去谷食气》《养生方》《太一将行图》《遣册签牌》等。为什么重写，各篇原因不尽相同。如《老子甲本》修改和补充了大量注释，成书后的版面由原来的56页增加到75页，注释引述到的材料更为丰富，论证更为坚实。《阴阳五行甲篇》，程少轩先生根据北大汉简《堪舆》及其他线索，早就发现2014年版图版拼合方案存在较大问题，但苦于时间不够，2014年版中未能修改完善，《集成》推出后，名和敏光、广濑薰雄二位先生做了重新拼缀工作，“最终重新复原了《阴阳五行》甲篇的整体结构，新的复原方案基本形成”，在此基础上，修订本作者予以完善，形成了最终方案，并根据新的方案划分章节、释文注释。《遣册签牌》等根据文字内容、书写风格等线索，对部分简牍的顺序做了调整，并重新编号、重写注释。三、除了重写篇目外，其他篇目也均有或多或少的改动，据修订组统计，整理图版部分调整图版60余处，新缀残片200余片，对释文注释部分做了近千处修订。四、原始图版部分增补了200余块残片。这些图片，是2021至2022年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研究人员在整理未上账的文物时发现的，之后将这些图片全部转交给了修订团队。此次修订，将这些残片全部附在了原始图版的最后，以期对后续整理与研究工作有所助益。五、对全部彩色图版重新调色。2014年版的图片，在兼顾文字识别度的同时，以还原文物原色为追求，从而导致有些图版颜色太暗，文字不够突出，不利于辨认细节，给进一步释读和缀合带来不便。此次修订，调整了图片亮度，较之原版更加突出了文字和帛画，相信会给学者研读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总之，修订本的推出，是马王堆简帛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又一重磅成果，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当然是作者和出版方共同的追求，但学术研究永无止境，马王堆文献的整理工作更是如此，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或许有些地方仍有提升和完善的空间，让我们一起期待。（作者：石玉，系中华书局哲学室副主任）

赵嘉鸣：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文化新气象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34:59 +0800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在深刻总结百余年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探索、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2023年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文化建设作了突出强调，提出一系列新定位、新要求、新任务。上海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总体部署，聚焦“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上走在前列，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文化建设的特殊重视、特殊期许紧密结合起来，努力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浦江两岸结出丰硕果实、绽放璀璨光华。从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万千气象中深刻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理力量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光辉指引下，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在举旗定向、正本清源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新气象、迈向新征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发展满怀深情、寄予厚望。文化建设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提炼概括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上海城市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亲临上海，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2023年考察上海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上海“是文化建设的高地，也是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勉励上海“勇于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上走在前列，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贡献”，为上海在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指引。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在全国大局中找定位、于“四个放在”中谋思路，全力以赴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推动“两个巩固”根本任务落地落实。主流舆论话语嘹亮，建成3家亿级平台、12家千万级平台、16家百万级平台，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伟大建党精神浸润城市，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红色文化主脉地位日益凸显。城市文脉赓续鼎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融合发展、发扬光大。文化活力激扬澎湃，《永不消逝的电波》《千里江山图》《繁花》等文艺佳作不断涌现，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重大节展赛事持续提升能级，影视创制、艺术品交易、演艺、电竞、旅游、体育、网络文化和创意设计等文化产业构筑发展优势。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交相辉映，文化软实力对城市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加突显。新时代文化建设展现出的万千气象，让我们深刻领悟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巨大真理力量和强大实践伟力所彰显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和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奋进新征程，我们将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努力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上当好标兵、走在前列，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将这一重要思想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努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开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新局面。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大局大势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发展。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洞察时变、继往开来的科学指引，准确把握自身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大局中的特殊地位作用，做到明大势、知责任、勇担当、善作为。我们深刻感到，面对“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的奋斗目标，更加需要凝聚踔厉奋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的厚望重托，要求我们统筹好理论舆论、文化文明、内宣外宣、网上网下各项工作，讲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故事，大力营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面对“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上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更加需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我们有基础、有责任、有动力在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上当好示范、作好表率。这就要求我们把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更好结合起来，持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好市民群众共同的美好精神家园。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和传播格局的深刻调整，更加需要不断提升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治理能力。当前，新技术新应用的快速发展，对提升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治理能力带来新机遇、提出新要求。这就要求我们紧跟时代、驾驭潮流，积极主动适应和塑造互联网时代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格局，善于运用科学理念和先进技术武装自己，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更好实现以先进技术建设和传播先进文化。面对外部打压、遏制、渗透不断升级的严峻形势，更加需要提高意识形态斗争本领、增强国际话语权。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当好“文化建设的高地”“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必须守好意识形态“桥头堡”，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出更响强音、发挥更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时刻绷紧意识形态斗争这根弦，不断提高开展舆论斗争、做好国际传播的能力本领，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打好舆论攻防战，严守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文化既是城市的软实力，也是发展的硬道理。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必须把文化放在全局中的更重要位置，推动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交融、相互赋能，书写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质量协调发展的精彩篇章，以文化软实力新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在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不懈奋斗中生动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图景当前，我们已经制定了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行动方案，明确了9大行动、30项重点工程，构筑起文化建设的“四梁八柱”。我们将按照规划的目标任务，细化施工图，当好施工队长，将美好蓝图转化为实景画。重中之重是抓好五个方面。铸炼文化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作为中外文化交汇融通之地，尤其需要以立为主、立破并举，铸牢主体性这个文化之魂。我们将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努力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高地。强化城市精神品格这个价值引领，抓住重点群体、“关键小事”，涵育社会文明之风。守牢意识形态安全这个绝对底线，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增强工作主动性，确保上海这个意识形态前沿阵地主旋律昂扬、正能量强劲。守护文化之根。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注重传承城市文脉”“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突出红色文化的牵引性，以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纪念馆联动联建为核心承载，推动全市红色历史遗址和大量珍贵红色文物连点成线、织线成网，红色文艺、红色文教、红色文旅精品迭出、叫好叫座。增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系统性，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工作机制，构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利用的大格局。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性、便利性，把优质文化资源输送到城市各个角落，让文化之根深扎于2500万市民心中。务求文化之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将以当先锋、挑大梁为己任，努力探索文化改革创新之路。积极塑造新动能，大力推进上海报业集团、上海广播电视台系统性变革。深化文艺院团改革，统筹推进文艺原创和IP转化，锻造更多传世之作。大力发展文化新业态新消费新市场，推进“文体旅商娱展”一体化发展，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彰显文化之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有利于全面提升上海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着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推动形成具有更高辨识度的城市形象IP体系。着力建设世界级文化地标，高水平推进重大文化设施建设。着力建设世界级重大节展赛会平台，推动形成“重点领域必有顶级活动”的文化生态格局。着力建设世界级文化产业集群，吸引全球文化资源加快集聚，做大做强优势文化产业，不断提升文化产业整体实力。深耕文化之美。“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当好“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需要深入挖掘阐释中华文化之美和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情怀。我们将“六宣联动”、同向发力，提炼好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展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实践，构建更接地气、充满灵气、能聚人气的话语体系、叙事体系。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下更大功夫，统筹官方民间、媒体媒介力量，推动“走出去”和“送上门”两头发力，在更充分深入的国际文化交流交往中，讲好中国故事、上海故事，展示好中华文化的神韵魅力。昂首阔步踏上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我们将高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光辉旗帜，建设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谱写好新的文化华章，努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詹福瑞：细心耕耘散佚文献这片沃土——读《王世贞散佚文献整理与研究》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33:56 +0800

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细化，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越来越具有鲜明的独立性。虽然一个在于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研究，一个在于文献的整理与探索，但是我始终强调文献是做好文学研究的基础，甚至对文献的把握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没有文献的支持，文学研究终归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下，对于文献的追求，其热点莫过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如以前需要我们手翻的《四库全书》，现在只要在系统中通过关键词搜索就行，古籍善本也可以通过OCR文字识别技术，快速转换成我们需要的WORD、TEXT等格式，并且这些技术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无疑有所帮助。然而，我们也要反思一下，现代技术对文献的搜索是建立在已知文献基础之上，其范围是框定了的，如搜索李白的诗句，一般就在各种李白文集中寻找。不过，古人的作品有时并不完全等同于文集的内容，部分作品没有收入所编文集之中，以致我们可能到现在仍然未能看到，是为散佚。如詹锳先生就认为因为安史之乱等原因，造成了李白作品存在大量的散佚现象，李白创作的作品肯定大于现存之作。还有就是，现在的OCR文字识别技术也有缺陷，精准度不能达100%，部分内容识别后，出现的是乱码，或者空格。因此，对于文献的发掘和运用，不能局限于现有文献，也不能完全依靠现代技术，而是要有一个自我求新的态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王世贞散佚文献整理与研究》一书，我想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回应了当下的文献发掘和运用问题。《王世贞散佚文献整理与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结项成果。作者贾飞刚拿到项目时，我有些担忧，不知道散佚文献的数量是否够了，不知道散佚文献的价值如何。因为王世贞在生前就集中整理过《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弇山堂别集》，并且先后刊刻了《四部稿》《别集》，《续稿》虽然是后人刊刻，但毕竟是王世贞整理过的，不太可能发生大的变动。可喜的是，贾飞通过往返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等收藏单位查阅文献，还利用互联网搜寻故宫博物院、湖北博物馆等地收藏王世贞文献的信息，并关注与王世贞相关的拍卖会动态，最终获得149篇散佚的王世贞文献，其中未见于《四部稿》和《续稿》等文集的文章有103篇，分别为诗作9首，墨迹跋4篇，记1篇，铭3篇，书后45篇，序5篇，时文4篇，赞15篇，书牍17篇；被修改的原作部分涉及诗作33首，文13篇。虽然从体量上看，王世贞《四部稿》有180卷，《续稿》更是多达207卷，两者一起的诗作就近7000首，而目前搜集到的散佚文献仅仅百余篇，但作为王世贞文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价值自然不可小视，且这些都独立于现有王世贞文集数据库之外。读罢全书，有几点感受。首先，散佚文献内容丰富。在此书之前，还没有学者专门对王世贞现有文集之外的资料进行搜集，当下的研究也多是基于现有文献资料的研究。王世贞在整理自己的文集时，对文章有所择取和删改，如《艺苑卮言》就有六卷本、八卷本、十二卷本之分，内容也不尽相同。加之王世贞后人的才学无法与其相配，对部分王世贞文集保管不善，致使部分作品散佚，如《读书后》有四卷是被王士骐在一个卖糖稀的铺子中发现的，其文本内容不见于《四部稿》《续稿》。可见，王世贞散佚文献有辑佚的必要。贾飞认识到这一点，也证实了这一点，从目前搜集的散佚文献内容来看，是非常丰富的，对于王世贞研究极具价值。大到王世贞的生平交游、文学思想、佛道观念，如通过对《薛道祖杂书卷》所有题跋的阅读，发现王世贞和黄姬水、周天球、彭年等人一起欣赏此图，并都有题跋，这真实地再现了王世贞与吴中文人的交游之乐，而对于此事，众多王世贞年谱都未曾提及，可能他们未见到众人的题跋全貌。在所有的题跋中，周天球言及：“嘉靖甲子八月既望，球从王元美伯仲纵游西山，归舟示道祖此卷。”文嘉更是直言创作题跋的缘由时说道：“嘉靖甲子八月，元美按察携示，命题因书。”因此可知此次集中创作题跋的时间是在嘉靖甲子八月，该年之前，王世贞因父王伃冤死而守孝，是年除服后，他与彭年、黄姬水、周天球等人交游兴盛，此为王世贞与众人游玩之际所作。小到不同时期王世贞的身体疾病情况，如在散佚书牍中，王世贞先后向俞允文言及“连日苦疮疡，爬骚甫毕，呻吟继之”“今夏暑湿，不时脾家积食饮之毒，得秋气辄发，宜滋味时，以白粥补之，香连丸类恐太峻，或非高年所宜也”等语，从中不仅可以感受王世贞与俞允文之间情谊深厚，还可以推测王世贞身体情况的变化。其次，散佚文献整理有序。从书中搜集的散佚文献来看，涉及五言排律、七言绝句、记、铭、赞、书牍等多种文体，对这些诗文，贾飞皆遵循王世贞编撰其文集时的体例，沿用其文集中的文体名称给予分类。这既是对先贤的尊敬，同时也避免了古今文体概念不同所带来的混乱。如在《四部稿》中，王世贞将其不足百首的“词”列入“诗部”，而现在“词”却被视为与“诗”并列的文体，此书沿用王世贞文体观念，把搜集到的词作统一列入“诗部”散佚之作中，这是很得当的。再次，该书有所创新，即单列第四章，对部分托名为王世贞的作品进行集中整理，还将可以辨认的伪作和现在仍不可辨认的存疑之作进行区分，第一节为“诗部”证伪，第二节为“文部”证伪，第三节为存疑之作，从而减少这些托名之作和王世贞原作之间的混淆。如此做，是非常大胆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部分作品被一些名家认为是真作，且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过，没有十足的把握，质疑“公认”的真作，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如一名为《王世贞尺牍》的私人藏品，共有尺牍14通，历来多有古今名人认为此品为真，并以此为基础评论王世贞的诗文、书法等观念。在成书之前，贾飞也向我提及过，我告诉他如果非常有把握，那就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进行商榷也未尝不可。贾飞后来对这些文献进行认真研究，从文中所言之事与王世贞生平经历不符、部分地名为清朝时期才有、部分官职为清朝时期才有、部分称呼和落款不符合王世贞的习惯用法等方面，对其真伪性进行全面考证，最终认为《王世贞尺牍》为后人伪作，这种谨慎的研究态度值得肯定。因此，第四章的设计非常成功，也很有价值。另外，散佚文献合理阐释也值得一谈。此书下编集中论述散佚文献中的核心观点，是建立在文献基础之上的理论研究。可贵的是，贾飞没有片面夸大散佚文献的价值，而是根据散佚文献的篇幅内容，结合王世贞现有文集及他人文集，对散佚文献的核心观点进行归纳提炼，进而全面阐释。如在散佚文献《绿野堂集序》中，王世贞言及“诗词之道，本乎性情，尤关于学养之深邃”，即认为诗词创作与性情、学养有紧密联系。对于此论的阐释，此书便从散佚文献出发，结合王世贞早年参与文学复古运动时的主张以及其晚年对恬淡自然的追求，全面论述了王世贞的“至情”之论，进而揭示其早晚年文学主张的一致性，这也符合王世贞才思、格调并举的文学主张。此书还首次对王世贞的科举之作进行研究，探究其科举之作与文学观念的内在联系，这在之前学界的王世贞研究中，是没有学者涉及的，这更多的是源于新资料的获取。除此之外，此书还大胆地尝试一些新的研究内容，如第七章根据王世贞身体状况探究其写作心境，就是很有意义的研究。王世贞先后患有眼疾、湿痛、风痰、流火、脾疾等多种疾病，但他始终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伴随着王世贞的人生轨迹，呈现出不同的心境。可见不同时期出现的身体疾病，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王世贞的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又治愈着作者的内心，使之舒畅，进而有助于作者身体的康复。这种尝试值得推广，可能也适用于对司马迁、李白、杜甫等诸多作家的研究。《王世贞散佚文献整理与研究》一书的出版，提醒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现代科技，固守已知文献，而要主动地探索求新。在现有文集之外的散佚文献是一片沃土，值得我们细心耕耘。（作者：詹福瑞，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陈晓东：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33:20 +0800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教育、人才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以改革驱动创新、以创新引领发展，对于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把握历史主动，具有重要意义。科技是国之利器，是牵动世界格局变动的重要力量。当今世界，围绕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创新活动的组织方式、实践载体、制度安排等面临深刻变革。必须深刻理解大国竞争背后的技术创新竞争、力量投入竞争、制度机制竞争，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精度，特别是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三者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具有内在一致性。教育着眼于培养人才，以教育之强成就人才之强，能为科技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科技创新的重要指向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需要教育事业输送优秀人才，又能够反过来推动教育领域改革和发展，也是推动人才培养的重要动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进一步发挥人才优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更好把我国的教育优势、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新征程上，必须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增强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一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突出教育的先导性功能。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围绕成为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人才培养主阵地，推动教育理念、体系、制度、评价、治理等变革。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突出科技的战略性地位。围绕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紧迫的问题改革攻坚，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激励机制，实现布局重大科研任务和发展高质量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有机结合。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三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突出人才的根本性作用。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围绕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疏通人才引育用留的机制性梗阻，打造一支宏大的创新人才队伍。此外，还需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在推动原始创新上下功夫，实现更多“从0到1”，掌握更多原创性、变革性、颠覆性技术。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源头，要用长远的眼光来大力支持基础研究，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有组织地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在推动集成创新上下功夫，注重“1+1＞2”的集成创新，形成体系化竞争优势。在推动开放创新上下功夫，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优化国际科技合作管理机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科技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陈晓东，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戴一菲：杜甫《佳人》的图像解读及其意义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32:52 +0800

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一句，凄丽动人，宋人据此作《天寒翠袖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与《竹林仕女图》（现藏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二图布局极为相似，当为同源画本。杜甫《佳人》诗因诗意图的介入，大致形成了诗评与图像阐释的两种文本意义，一为悲伤，一为高洁。作为全诗结句的“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文字阐释是全诗情感的延续与归总；图像则着眼于结句自身的内容呈现，这在诗歌阐释与传播中具有重要意义。悲伤是《佳人》全诗的情感基调，只是有写实与寄托的不同理解。杜甫《佳人》作于乾元二年，诗云：“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唐诗解》云：“此诗叙事真切，疑当时实有是人。然其自况之意，盖亦不浅。”虽寄托与实写之说各有其理由，然杜甫笔下“佳人”确为被“夫婿轻薄”、只能“零落依草木”之凄惨形象，此是历代评论家的共识。《唐诗品汇》云“似悲似诉”，《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吴山民语曰：“‘世情’二语，人情万端，可叹，‘夫婿’以下六语，写情至此，直可痛哭。”《唐诗快》说：“题只‘佳人’二字耳，初未尝云‘叹佳人’‘惜佳人’也。”首句下题“只此二语，令人凄然欲泪”。直到近代刘师培亦有：“杜甫诗中，有《绝代有佳人》一首，尤为悲惨……读此诗者，虽千载以下，尚为之有余悲，况于身受者乎？盖处伦理专制之世，女子所受之惨，固有不可胜言者。是诗所言，特其一端耳。此婚姻所以当自由也。”此虽是顺时代潮流为女性发声之言，但“悲惨”二字洵为杜诗之情感起点，后人对杜甫《佳人》诗意的文学审美接受与批评，不出其情可悲之意。而图像阐释则偏向高洁情怀。宋人《天寒翠袖图》《竹林仕女图》中的修竹、佳人确为杜诗中的核心意象，但二者相伴，兼之描摹的笔法神态等，无一不表达出一种趋于清雅的文人审美取向，与杜诗整体“悲”的情感基调并不相符。换句话说，若上述二图之一未点出“天寒翠袖”之句，二者构图亦不相似，恐后人不会将其与杜甫《佳人》相联系。以《佳人》为原点，绘画对诗歌表意系统的阐释并未呈现线性的前后相继关系，而是另辟一层想象空间，构建出文人画细腻雅致的审美品位。宋张元幹跋《倚竹图》云：“《楚辞》凡称美人，与古乐府所谓《妾薄命》，盖皆君子伤时不遇，以自况也。好事者用少陵‘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使入图画。工则工矣，视‘小姑嫁彭郎’，抑何以异？”张元幹所见《倚竹图》是否为存世的两幅宋人佚名作品尚未可知，然其将杜甫“佳人”与《楚辞》、汉乐府中美人相类，是基于《楚辞》以来香草美人喻君子不遇的传统，这也与杜诗人物身世之悲惨契合。但张见画之感受与“小姑嫁彭郎”相同，不仅点明画意与杜诗诗意的相异，更进一步提示我们画中人物所指向的情感维度，悲戚不足，欣悦有余。这倒是与上文提及两幅佚名画作中人物优雅的神态相符，毕竟是待嫁之女。张元幹所见《倚竹图》很有可能就是《天寒翠袖图》《竹林仕女图》。对画作持否定态度的不止张元幹一人，宋袁文《瓮牖闲评》曾批评画家不懂诗：“古诗云：‘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来。’所谓佳人，乃贤人也，今画工竟作一妇人。彼纵不知诗，宁无一人以晓之耶！”后《唐诗品汇》亦有云：“自言自誓，矜持慷慨，修洁端丽，画所不能如，论所不能及。”在诗评家眼中，画家并不能领会杜诗深意，即便物化于手，诗中人物风神与气质也绝不是画作所能表达的。《佳人》诗叙事成分较多，空间性较强的画面很难表现时间维度下的事件发展，无法表现诗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谓“画不尽诗”。第一句“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与“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嫣然有韵，最堪入画。从张元幹、袁文评论可知，最晚于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已有杜甫《佳人》诗意图。而另一则记载也是旁证：“宋时考画工，以‘万绿丛中一点红’为题。诸工摹景殆遍，一人独写‘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遂取状元。诗中画，画中诗，须得此意。”宋徽宗赵佶重视画院，模仿进士科出题取士，好以诗句为题，如“踏花归来马蹄香”“深山藏古寺”等。《天寒翠袖图》《竹林仕女图》很可能是其中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宋画院佳作。两幅图所本“万绿丛中一点红”诗句，当为概括王安石《咏石榴花》“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诗句。画师不近取介甫诗句，反远溯杜甫，本身就是有意味的表达。“万绿丛”即“修竹”，“一点红”指什么？有人牵强指为女子的红唇，显然与万绿丛的大背景不合。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心位置两位骑马女子，一位绿襦红裙，一位红襦绿裙。此画为宋人所摹，可知其效仿推崇之意。绿襦即“翠袖”，红裙才是“一点红”。由此可见《天寒翠袖图》《竹林仕女图》构思之精妙，无愧“状元”之誉。从宋代这两幅杜甫《佳人》诗意图始，历代不乏以此为母本的绘画作品，其中还有绘画大家的摹写。元赵孟頫有《天寒翠袖图》，姚鼐有诗《赵承旨天寒翠袖图》，明仇英《修竹仕女图》与《竹林仕女图》画面类似，添婢女在侧，以合“侍婢卖珠还”意。由宋画院状元之作，到元大家赵孟頫，再到明仇英，“天寒翠袖”诗意图备受书画名家青睐。及至清代，乾隆年间姜恭寿《扬州慢·和月三题西田弟天寒翠袖图》，范捷《扬州慢·题姜在经天寒翠袖图》，嘉庆年间乐钧《玉漏迟·天寒翠袖图》，三首词皆以图内容为依托，描写了佳人孤苦凄凉，竹边孤立之景。其中，金农的一幅水墨纸本《天寒翠袖图》格外引人注意，对《天寒翠袖图》母本的承接是创造性的，不画佳人，只保留修竹意象，有其人风骨傲气之写照。金农之后，近代绘画名家潘振镛有《竹林仕女图》，徐悲鸿有《天寒翠袖图》，但都不改母本之基本结构。考察“天寒翠袖”诗意图的流变，其经历了从内廷到民间，从宫廷画师到文人墨客，从命题制作到友人酬唱的转变。宋代画院考试中题写杜甫《佳人》诗句而一举夺魁，既是杜诗之魅力，也是画师之巧构，诗画融合在此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后被元代书画界领袖赵孟頫所承，更强化了其在艺术权力空间中的地位。及至仇英，虽未影响宫廷艺术，但亦在民间文人话语圈层中获得一席之地，并为后世所不断演绎。有清一代，已成为文人赋词题画的重要载体。金农的另类演绎虽属文人雅戏，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天寒翠袖”诗意图的影响。实际上，这种突破性的革新，已经完成了从承袭诗意到诗意增殖再到解构诗意的过程，这也是绘画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的自我化表达。至此，原本颇受文学批评界所轻视之“天寒翠袖”诗意图，以其传播范围之广泛、传承主体之闻名、递变时间之久远而逆转了其于诗画关系中的从属地位，突破了诗歌的限制，完成了自我建构，奠定了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有意味的是，后世对杜甫《佳人》诗意再阐释中，除了较为常见的诗文评外，少有基于《佳人》的文学再创作，绘画作品反倒是延绵不断。从文学本位的立场看，诸如《天寒翠袖图》《竹林仕女图》尽管在意义还原层面未对杜甫诗有所加持，但其却成为《佳人》传播路径中不得忽视的一环。而不少围绕画作的评论甚至争论，无论对画是褒是贬，都从客观上促成了对杜诗的更多关注。比如清代周中孚就批评袁文：“愚谓画工盖本少陵《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所谓佳人，乃妇人也，非不知古诗而误作者。袁氏谬相讥评，亦当令画工失笑。”于是，“天寒翠袖”诗意图不断被摹写从而形成典范的同时，杜甫《佳人》也随之逐步经典化，而没有首位题写“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画师，也无法成就画作地位。二者的互动，正是古代艺术发生发展过程中诗画互斥又相融的绝佳范例，也正是如此，才形成古代艺术文明丰富又饶有趣味的生态景观。杜甫《佳人》的图像传播映射着诗、画间的强弱势关系转换，但不可否认的是，从画师题“天寒翠袖”诗句始，已有借“诗”之“势”的意图，至于后来摒弃“佳人”形象，只写“翠竹”物象，仍未脱离诗的框架。画家能表现诗之旨义并不容易，佚名宋画虽另辟蹊径挖掘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主旨，却未能关注到诗句中一传神动作“倚”以及其与“修竹”的位置关系。（作者：戴一菲，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孔令通：当时两少年，如今亦未老——朱季海与张洪钧的师生情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31:38 +0800

晚年定居苏州的朱季海，每日定时出现在双塔寺，四方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成为这座文化古城中一道别样风景。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最欣赏的弟子之一，朱季海学问渊博，成就斐然。他一生淡泊名利，又个性鲜明，各种版本的逸闻流传于学术界和文化界，留给世人一个孤傲的身影。如果仔细翻阅《朱季海著作集》和《朱季海学术年表》，人们就会发现，朱季海大部分论著写于苏州。明清以来直到近代，苏州一直是东南文献名邦，典籍丰富，书铺林立，藏书家众多。然而，朱季海治学广博，他的论著不仅涉及传统文献，还大量引用甲骨文、敦煌卷子等材料。当时，苏州本地几家公共图书馆收藏的古文字学、敦煌学书籍并不丰富。那么，朱季海是如何获取学术资料，完成一篇篇功底扎实、新见迭出的文章的呢？这离不开学界友人们的多方支持，尤其是张洪钧的鼎力相助。张洪钧比朱季海小18岁，早年在家乡苏州读小学、中学，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一生耕耘于物理学领域，造诣精深。朱、张两人，一位是文史大家，一位是物理学家，他们是如何产生交集的呢？20世纪50年代，朱季海曾在晏成中学（今苏州市第三中学）任教，张洪钧正是他的学生。据张洪钧回忆，当时朱季海担任整个年级的语文课教师。第一节课，老师从一个字讲起，广征博引，讲了整整一堂课，堂下诸生大为震撼。一个学期后，朱季海因故辞去教职，但不少学生课余时间常去找他辅导语文和英文，与老师时相过从，张洪钧就是其中之一。张洪钧北上求学后，常与朱季海通信。老师写给他的信，张洪钧视若拱璧。但因为风雨沧桑，恩师早年间的来信已片纸无存，他保存下来的主要是1976年后的通信。张洪钧深知，这一通通书信是研究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资料，遂于2007年将保存多年的67封书信连同恩师所赠诗轴、拓片等慨然捐赠给新成立的苏州大学博物馆。在每封信上，他郑重注明通信时间，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便利。如今，翻阅这数十封书信，师生论学的场景，宛然在目。搜求学术资料章太炎对甲骨文的态度，一度是学术公案，曾引发诸多讨论。最近，有学者指出，“章太炎晚年对甲骨文仍然持消极、怀疑态度，但已有转变的趋向”。朱季海作为章太炎晚年弟子，显然受到了老师这一学术思想转变的影响。朱季海对甲骨文的兴趣持续到晚年，撰写有《甲骨别录之一》《古文弌弍弎从弋说（附释必、说樴弋）》等文章。研究古文字学，困难重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在《谈自学古文字》中说：“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这是困难之一。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极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这是困难之二。”对于朱季海而言，“广博的基础知识”并不是问题。朱氏作为章门高弟，在小学、文献学等领域造诣深厚，时已出版专著《楚辞解故》，并发表论文多篇。他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书荒”，现存致张洪钧的第一封信写于1976年4月19日，信中他感慨道：“无论京、宁、沪都比苏州小地方好多哩！”此时他已是六旬老翁，且并未在学术机构任职，身边没有藏书丰富的学术性图书馆，也没有稳定的薪酬，凭借个人之力获取文献的难度极大。为了解决“资料问题”，朱季海首先想到的是远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任职的老学生张洪钧，尽管张氏本人从事物理研究，且此时尚在河北文安中国科学院干校，但面对老师的请求，他热情响应，积极奔走。此前，张洪钧在回乡拜访老师时，提到著名学者郭沫若之子郭汉英是自己在中国科学院的同事。在信中，朱季海请张洪钧出面代他向郭汉英借阅其父的著作。信中说：“还有汉英同志，根本没有识面，他那番好意，也极可铭感。我的意思，材料问题，日前还没有必要惊动许多人。汉英同志如肯帮忙，郭老的两部旧作《卜辞通纂》（有日本印本）、《金文丛考》（有新版本），他家里一定有，如有副本能送我，极好！如无复本，能借我一读，也极为感谢，读毕当挂号寄还。（只是要宽予期日，衰病之余，短期无以卒业也。）如有便，你试问一下，好吗……听到郭老的健康情况，我十分遗憾，难道这样的病，我们的医生，还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吗？”朱季海期待郭家如有这两部书的副本，能够相赠，但他也清楚《卜辞通纂》当时只有几十年前日本文求堂印本，今时今日，郭家有副本的可能性比较低，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够多宽限一些时日，以便研读。此后数十年中，张洪钧一直往来于北京各图书馆与书店，甚至访书海外，孜孜不倦为老师搜集资料。1987年夏，得知张洪钧要到意大利进行学术交流，朱季海在当年6月13日信中说：“意大利真是令人神往之地，地狱与天堂都在那里，关于我所关心的，既是人类的苦难历程，更是天才们的光辉成就！我最近买了一本书自学意大利语，商务的，太简单，不够用。以前买的外国出的意大利语文书和字典都没有了！北京能找到一些，能给我寄来就好了。字典、文法、读本都有用，为了搞清楚文化史、美术史、文学史上某些问题，还得多学一些才是。我这几天看了《但丁传》，书未看完，已被人偷了去。现在正看《梅纽因谈话录》，他说起语言学家洛金斯基给了他一本意大利文的达·芬奇警句小册子，里面有许多好看的插图，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带着它。这样的书，在意大利想来是一定可以找到的。如可能，就给我弄一本来吧……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集，《十日谈》的插图本原文足本。另外关于罗马、米兰、比萨、威尼斯、佛罗伦萨的风土记载和画片画册也可以搜集一些，不要豪华本，就平价而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就可以了。写得太多不现实，也太破费您（人力、物力）！反正我的兴趣和需要，您比任何人都清楚，还是不拘一格，就您的方便，随机应变，给我多弄一些来吧！”这一年，朱季海已经年过古稀，“为了搞清楚文化史、美术史、文学史上某些问题”，毅然自学意大利语，展示了他开辟新领域的豪情壮志。其对新知识的热忱，让人无比钦佩。师生二人间的默契，也可由信中“反正我的兴趣和需要，您比任何人都清楚”一语窥得。张洪钧也不负所托，为老师从海内外访得多种资料。寻访海内外学者朱季海的一生，不囿于传统的四部之学，对20世纪以来的诸多新兴学科，兴趣浓厚，深有研究。用他的话来说，“我的科研成果虽不太理想，却还是在不断扩大和深入。现在涉及的范围除了历史、语言、考古、文化史、美术史外还涉及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等等，对宇宙学、混沌理论（近来报纸竟翻成‘紊乱论’，其实不好）、蝴蝶效应都很感兴趣”（1990年3月9日信）。朱季海对海外学界的新信息和新成果，十分关注。如在1986年1月25日信中就谈及：“我每天补课都来不及，写信都没有时间，真太不济事了。近来看了一些美国杂志，才知道在纽约召开的一个有关古人类研究的学术会议，在两间房间里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古人类化石珍品和第一流的专家，一面考察实物，一面作面对面的学术讨论，对那些专家们来说，也认为是一生仅有一次的机会，这是多么令人神往啊！”因为与海外学者交流不便，朱季海感慨道：“我没有单位作后盾。”于是，这中间的联络人角色，便由张洪钧承担。闻知1986年张洪钧有印度之行，朱季海于1985年12月23日信中写道：“拙著二册已如嘱托冬冬寄上，想早收到。我想一本送给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创办的），表示我对这一文明古国的最高学府的一点敬意。另一本想送给印度的艺术研究部门，或对梵文文献、印度艺术研究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一切由您决定好了。”张洪钧访学之际，代朱季海赠书，并结识相关领域学者，以期使朱季海与印度学界建立起联系。此后，张洪钧又有意大利、美国之行，也均任劳任怨，代老师与海外学者取得联系。朱季海与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相识于1981年在武汉举办的中国训诂学会成立大会，两人惺惺相惜。朱季海1985年12月23日信：“饶先生对我是极友好的，因为爱好相近，所以意气相投也。只是接触太少，目前还不曾有较大的帮助，您看见他只要代我问好就可以了。说话要有分寸，只谈些我治学的兴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与香港通信不便，张洪钧等人居中联络，两位学者一直保持着联系。饶宗颐屡次应朱季海之请，代为搜罗港台学者论文，比如代为复制周法高的音韵学论文等。两人有新的学术论著，也互相赠送交流。收到饶宗颐赠送的旧体诗集后，朱季海不但高度评价，而且还手书三绝句相酬。朱季海1986年2月7日致张洪钧信：“手书及梵文字典、选堂诗词集均先后收到，在那么匆忙的情况下，代我办了许多事，还为我作了那么多美好的设想，这不仅是聪明才智之力，还得有那般美的心灵才行……饶先生的诗词集也看了些，极有趣味。第一部分佛国集就是专讲印度的，可惜我没能身历其境。饶先生的通讯地址您如知道可以示我，如您和他的研究生通讯，可先代我向饶先生致谢。”1987年5月23日信：“寄饶先生诗已写出，您如成行，可以带去。余俟后信，即问近好……给饶先生三绝句已写出，这是您交给我诗集的三天之后口占之作，已弄不清是1987（年），还是86年的事了，您如还记得那本书是哪天给我的，那么这诗的写作日期是明确的。我已想不起所以只好写上年时旧作了。您如遇到饶先生可以向他说明。”1989年3月10日信：“饶先生的复制件已于今日上午收到，极清楚可喜。这就可以和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对读了，是由李书提及周文才想到找来一看的……饶先生处您不妨先写个信去谢谢他，告诉他我手还不大好，身体健康也不免受到一些影响，等好些（可能与天气有关，天暖些可能会很快好起来）我会另外给他写信，他的地址您来信时请告诉我。”1991年8月9日信：“饶宗颐先生的文集，估计出版了，却没见寄来，能为我发个信，请他寄一本来吗？别忘了告诉他我的邮编和地址。这事是他答应了我的，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上回他寄了周法高的音韵论文给我，也请代我声谢一下。”…………朱先生晚年，中华书局推出《朱季海著作集》，不仅收入了之前已有单行本的《南齐书校议》《庄子故言》等书，还搜集其平生论文诗作等，结集为《初照楼文集》。这部论文集，即是由饶宗颐先生题签。推荐教职、推动出版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礼聘程千帆先生的故事，早已是学界佳话。对于章门高徒朱季海，匡校长当时也曾发出过邀请，但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共识。朱季海长期居家研究文史，生计是一大问题。除了章门弟子为朱季海积极奔走外，张洪钧也曾为朱季海任教苏州大学作过诸多努力。在1976年4月19日的信中，朱季海谈到希望“能转地休养，将对我的研究和健康都很有益”。在1985年12月23日信中，朱季海感慨道：“文字生涯十分清苦，还买书，一味让人打发，如何活得下去也。话虽如此，我正在为人类文明勾勒一些新的蓝图，看来还不曾把有限的生涯白过了也。”尊师重道的张洪钧，除了竭尽所能为老师提供帮助外，也为改善老师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寻求解决方案。1989年，数学家姜礼尚出任苏州大学校长，为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姜礼尚1954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系张洪钧同学，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执掌苏大后，姜礼尚力劝张洪钧南下回乡，到苏大物理系任教，作育英才。张洪钧趁机积极向姜校长推荐恩师入职苏大，而朱季海也通过友人了解过苏大情形。朱季海与苏州大学渊源颇深。早年他曾就读于东吴大学附中，后来也短暂执教于东吴大学国文系，而东吴大学正是苏州大学的前身。朱季海在晏成中学时的友人陈友祺也于1980年执教苏州大学，教授理论力学。早年的晏成中学毕业生常有聚会，同学会上经常邀请朱、陈两位老师出席。朱季海在1989年3月26日信中谈道：“前回也有苏大内部人物关心我，和我闲聊的，问我如果来校要什么条件，我说大约二级教授也就可以了。他们反而说如果二级教授，那还得给一级教授待遇，否则钱不够用。现在教授工资太低，这确是一种实情。”1990年，姜礼尚与张洪钧同往初照楼探望朱季海，并邀请其任教苏大，为研究生开课。在1991年1月26日信中，朱季海谈到这次面谈情况和他对苏大发展的设想：“首先，学校经费短缺。其次，教授待遇十分菲薄。听姜口气纵然要我去上研究生课，却并无房屋安排，也无车辆提供，要坐公共汽车去，这就远不如南大了……我的设想原是打算助姜校长一臂之力，意思是帮他组织规划一两门目前极为需要也很有特色的科目，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一些有真才实学，有影响的学者们来交流讲学，其实所费无多，而收益不浅，只要有一定时间，必然会为这些学科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其次是苏大现有的有用之才，由于没有中心，没有很好配合，没有很好发挥，关于这些，我可以提些参考意见，有必要时也可以讲几课。总之，我只能帮他们开个头，要我全力以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信中不仅谈到了加盟苏大后的工作设想，希望借一己之力为苏大打开局面，还对自己身体情况有所介绍，表示很难按部就班正常讲课，“如有一定条件，能提供足够的作息之需，我可能帮他们讲几课，但课时还是不能和一般课时同样要求，因为我不能多说话，时间略长就会引起胸部不适，好像感到很大的压力”。由于种种原因，朱季海最终与苏州大学“擦肩而过”，对于苏大、对于朱先生，这都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对于张洪钧这位来往密切的老学生，朱季海常常谈及自己的学术设想和最新成果，如1988年2月18日信中，在请张洪钧代为往北京图书馆复制敦煌卷子时，他谈道：“我正在搞民俗学，这是有关唐代西北婚俗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我接到复制件后才把它初步解读出来，这沉埋千载的极为可贵的文献才算初见天日哩！但是残缺不清的部分太多，总希望尽可能多地让它重现应有的光彩，这不也是我们的责任么？这两件宝贝您能设法给我弄来么？这不也是我们对人类文明能出一份小小的力量的机会么……您希望我在研究工作中取得新成果这已不是希望，就新春前后论这已是事实，现在且告诉您两件小小的，但是可喜的收获：一是徐邈《楚辞音》，这是一部早已亡佚的十分珍贵的晋人著作，前几天我把它释录出来了，并作了考释。这对楚辞学、古音学的研究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二就是关于《下女夫词》的再认识。其他还有关于敦煌学的东西，比敦煌研究院搞的那些或者略胜一筹乎？”张洪钧为老师复制敦煌卷子，前后花费了大量精力，而朱季海也在获得这些宝贵材料后，取得了诸多成果。正是在为老师奔走查阅资料之际，张洪钧深知恩师著作之价值，除了为老师推荐教职外，张洪钧也为出版恩师的未刊著作而进行谋划，以期使这些焚膏继晷撰就的学术成果得以流传于世。朱季海在2007年2月2日信中说：“只是你们上回提的要为我印书，是怎么回事？你们接洽好了哪个出版社，还是由你们出钱印？现成的未刊稿就有《说苑校理》《新序校理》《夏小正略说》《初照楼文集》等等，你们有成算否？若只是一时的雅兴，过了就算，那也给我个回信。”这一年张洪钧73岁，老师朱季海91岁。白头弟子仍然想着要与诸位老同学一起为恩师出版未刊稿。这些未刊稿，最终在各方努力下，在朱先生生前以“朱季海著作集”为名，由中华书局出版。精金美玉，得以永存世间。因为20世纪50年代在晏成中学短暂的交集，在此后的日子里，张洪钧为老师朱季海的学术事业，作了大量默默无闻的贡献。张洪钧曾向老师提出可否为自己写几个字，朱季海遂赋诗一首相赠：“当时两少年，如今亦未老。相见比新知，一见一回好。”这首《初照楼文集》失收的五绝，平白如话，又富有哲理。当年教张洪钧时，朱季海也才三十岁出头。相交六十年，师生间每次见面，谈的都是学问上的新收获。师生情谊如此纯粹真挚，令人感动。通过朱季海写给张洪钧的这些书信，可以看到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在晚年为中华学术事业而努力，直到九十多岁高龄去世，也可以看到一位勤恳的老学生，为老师前后奔走数十年，关心尊敬之情，让人动容。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推动着我们的文明一代代传承，生生不息。（作者：孔令通单位：常熟理工学院师范学院）

石智雷：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30:58 +0800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同时，我国人口发展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进一步显现。预计2035年前后，我国人口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这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有利于解决群众后顾之忧、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近年来，我国加快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以“一老一幼”为重点努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等，让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便捷、品质逐步提升，有力推动了人口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对“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作出战略部署，提出“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这为进一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形势，深刻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把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努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覆盖全人群。健全人口服务体系，保证每个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才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就要求我们着力增强人口服务体系的包容性，扩大人口服务体系的覆盖面，确保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群体等都能平等、普惠地获得相关服务。比如，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等。同时，要顺应新时代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覆盖全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就是要以人的生命周期为主线，为人们从婴儿期到老年期提供不间断的持续性人口服务。当前，广大人民群众都期盼美好的生活。同时，处在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人口分别对应着特有的民生需求，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大都是具有年龄特征的民生保障内容。因此，要以人的生命周期为主线，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群体提供全方位人口服务。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要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必须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科学把握和处理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外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时，兼顾多重政策目标，将人口发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统筹考虑，充分发挥不同政策的系统集成效应，增强人口服务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联动，形成共同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作者：石智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方杲杨欣宇：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维逻辑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29:56 +0800

新质生产力具有创新能力强、发展势能足、开放融合深、环保效能好、公平共享广的巨大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抉择。新时代新征程，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恩格斯指出，任何新的科学理论成果“首先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新质生产力理论也不例外，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性延展，理论根基深厚。它在新历史条件下以全新视角对生产力各方面进行重新审视，丰富和发展其内涵，既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注入新活力与时代价值。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在继承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决定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一核心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新特点，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知识经济、绿色发展等新要素对生产力的提升作用，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和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传统生产力创新略显“乏力”，以新能源、云计算、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先进技术及相关产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展现出强劲生命力，引领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一举措体现了党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深刻把握，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引领。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部继承前人生产力并不断推动生产力跃迁的历史，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规律。“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生产力发展既满足现有需求又催生新需求，进而推动自身革新和人类文明进步。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之中，这场变革与历史上的前三次生产力革命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为主要内容，标志着新型生产要素的诞生和应用。这一轮变革以算力、算法、网络通信在内的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为底层技术。这些技术推动生产力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预示着生产力的又一次重大飞跃。生产力的跃迁，必将推动人类社会迈入一个以新质生产力为主导的新阶段。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还源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生产力的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保护民族工商业纳入经济纲领，《新华日报》设“自然科学”“科学专页”副刊，这些举措都充分体现了我党对发展生产力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通过“一化三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提高现代化建设效率，并于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这一时期我国虽然遭遇不少困难和挫折，但是仍然依靠重工业来推动生产力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根基。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主张进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破除阻碍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行方向。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党中央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任务。这一宏伟目标的顺利完成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以其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等鲜明特点，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的创新动力。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特性能够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质量，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绿色化则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国际化拓展了我国的发展空间，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为新任务的完成奠定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和战略部署，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因此，从生产力的发展历程看，新质生产力是融合先进科技、创新模式和高效资源配置的高水平生产力，既符合人类社会生产力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力和驱动力。从党的实践历程看，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既体现了我们党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也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使命任务注入了创新动力。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逻辑“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从国际形势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正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重构经济版图。其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新陈代谢与激烈技术竞争。近年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量子科技等前沿科技成果投入应用并快速发展为主导产业，展现出惊人创新力与创造力。随着前沿科技和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将实体经济带入工业4.0时代，全面革新传统生产要素、方式、组织形式与商业模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这一趋势，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是我国为了在本次科技革命和变革中争得主动权、抢占先手棋的关键一招。其二，全球价值链体系加速调整，全球化动力减弱。跨国公司受多种因素影响，生产布局和供应链保障逐渐转向“战略优先”，产业链回流，全球生产结构重大调整。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世界各国通过信息技术改变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可能性，促使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技术发展，发展中国家优势减弱，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全球价值链收缩，全球化受阻。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现代化发展步入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我们应自觉将改革置于突出位置，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激发创新活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基础，进而赢得全球竞争主动。从国内环境看，新质生产力以其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等优势，顺应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动力。首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呼唤新质生产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变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前者是低水平生产，解决量的问题；后者涉及高质量需求，解决质的问题，这些是发展造成的，因而迫切需要适合高质量发展的生产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亟需新质生产力。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竞争的加剧、人口红利的减少、生态环境的恶化、生产成本的提高、原始创新乏力等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传统生产方式的优势日趋式微，既制约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也成为美好生活实现的障碍。最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使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离不开高水平的生产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先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又孕育出与之契合的新型生产关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的丰富和发展，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注入动力，加速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总之，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历史与现实的三维逻辑共同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图谱。从理论层面看，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念支撑，明确了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要求。从历史逻辑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顺应与升华，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现实逻辑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各种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动力源泉。这三维逻辑相互交织、印证，合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本文为吉林大学培育项目：大思政课下“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改革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2024JGY0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方杲（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欣宇（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张宇：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28:04 +0800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列宁深刻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这一根本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把握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奠定了科学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导实践，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进入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飞跃、大提高，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凸显。如何适应形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加广阔的通途，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围绕这一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使我们党对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的原创性和原理性理论成果。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基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判断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标准，这就是生产力标准。列宁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又指出，“根据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不断的改革，就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明确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同志指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对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的根本观点及其实践要求进行了深刻阐释：强调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强调要主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提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自觉性、主动性；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强调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些重要论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的创造性阐释，深刻阐明坚持生产力标准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深化和发展了对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认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指出，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根本改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生产力的发展成果被少数人垄断占有，两极分化的矛盾日益加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马克思指出，在未来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围绕新时代如何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强调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强调适应人民群众需求变化，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强调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制度优越性，深化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并在生产要素的发展中具体表现出来。马克思概括了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三个要素归结起来，就是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劳动者的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活的源泉和“生产的真正灵魂”。马克思还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些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当今世界，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生产力要素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迫切需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总结世界生产力发展趋势和我国生产力发展实践，对生产力及其要素的新发展作出系统的概括总结，强调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强调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是财富的源泉，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强调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强调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强调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强调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类生产要素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深化和发展了对生产力及其要素发展规律的认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带来生产力发展质的飞跃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发展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就会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发生革命性变化，获得飞跃性发展。马克思深入考察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历史及其革命性后果，并指出依靠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前景进行了科学预测：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旁边，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一般智力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出来。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对历次产业革命的特点和趋势作了系统总结和研判，指出历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有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二是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四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五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这些要素，目前都在加快积累和成熟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信息技术引发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再次大飞跃；强调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量子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强调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带动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科技进步的大方向、生产力飞跃的大趋势，为我们科学认识当今世界生产力演变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走向、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指引，深化和发展了对生产力革命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马克思十分重视科学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明确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马克思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日益作为直接的生产力而发生作用，社会生产越来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运用。我们党一贯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我们党推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科技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强调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最终取决于科技创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主导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益凸显，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成为推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艺术等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重要论述，抓住了牵动生产力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明确了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和关键，深化和发展了对生产力发展根本动力的认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社会生产力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以生产有用物品的能力。经过劳动者的认识、开发和利用，土地、矿藏、风、水、光、蒸汽等自然要素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将其并入现实的生产过程之中，使自然力转化为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在未来共产主义条件下，“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与新时代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生态文明思想、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产力概念，强调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强调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些重要论述，赋予了生产力以鲜明的绿色内涵，把马克思关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观点转变为了系统化的理论和生动实践，深化和发展了对生产力自然属性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质的提高集中体现为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而分工的发展又体现为产品和产业的创新以及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复杂化、高级化。目前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这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正在走向世界前列的有力证明。我国现阶段，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潮流，对产业创新在推进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实践路径作出系统阐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要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强调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强调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产业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路径，深化和发展了对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途径和产业载体的认识。通过不断改革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充分体现出来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同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同时对经济基础具有重要反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改革，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在观察社会发展时，一定要注意这种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有机联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强调要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强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深刻阐明了深化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深化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认识。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先进生产力不是抽象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历史发展的，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什么是当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第一，新质生产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造就的生产力的新质态。着眼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进行战略谋划、进行理论概括，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形成和发展的深刻而鲜明的时代背景。正是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的发展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表现出新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态势。第二，新质生产力是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先进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从历史看，蒸汽机、电动机、计算机等劳动资料都起到过划时代的作用。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智能化制造，是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划时代生产力质态的主要标志。第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主导，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平台经济是生产要素创新配置的重要形式，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有助于贯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第四，新质生产力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生产力的现代化则是现代化的根本标志。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而高质量发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以新质生产力为主要支撑的发展，就是要以更加先进的生产力为物质技术基础，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体现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作者：张宇，系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

田少颖：琉球地位－钓鱼岛主权问题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和平改造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24:47 +0800

【摘要】近年，随着中日东海领土和领海争议发展，琉球地位问题和冲绳民众反美军基地运动日益得到关注。中日领土、领海争端的解决和战后美国构建的东亚国际体系能否得到和平改造有关，该体系的核心是美国使琉球军事殖民地化。2012年以来，中国学者提出“东稳西进”战略，中国开始向西扩展地缘空间。2013年，中国学者提出“琉球地位”问题。此后，中国战略家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效力和后果有了新判断，建议在适当时机提出亚太安全架构倡议，冲淡美日亚太安全同盟体系幷最终使其转型。因此，在“东稳”框架下，东亚各国应在尊重当地民意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冲绳民众反美军基地运动的研究和声援，以便形成构建东亚共同体合力，防止美日安保体制藉俄乌冲突后形势在东亚扩张，幷促使其逐渐失能。2010年以来，随着中日东海领土争议的发展，中国学术界对钓鱼岛主权归属历史证据的研究日益深化。由于在历史依据上无法和中方优势相比，日本政学两界及支持其立场的部分西方学者仍坚持引用19世纪国际法，以“无主地”占有原则为日本对所谓“尖阁列岛”拥有主权的法理依据，以此压制中方历史依据优势。在此情况下，中国学界为厘清钓鱼岛主权归属，以二战时期盟国对日政策代表性国际文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为据，开始重提琉球〔1〕问题，正式提出其“地位未定论”。〔2〕中方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引发日本和西方震动。〔3〕“琉球地位未定论”的提出，对美国战后构建的东亚国际体系——旧金山和约体系，造成冲击，提出挑战。琉球地位-钓鱼岛主权问题，已不仅仅是领土主权依据之争，而演变为东亚国际体系和平改造问题。美国在1951年通过缔结对日和约构建的旧金山国际体系的核心，是其对琉球的长期事实军事占领及使其军事殖民地化。战后，美国先“托管”琉球，日后又将其“归还”日本；日本当局为换取美国尽早结束对日占领，幷使两国建立同盟，牺牲了琉球人民利益。琉球的军事殖民地化是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几十年来，琉球/冲绳人民一直在进行反美国军事占领、反美军基地抗争，当地部分人士还发起过“琉球复国”运动，其发展不绝如缕。近年，随着中国国力崛起及中日领土争端的发展，美国藉机对日本表示支持，由此重返亚太。2012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政府和学界一时极为紧张，认为美国要恢复对中国“遏制”战略。鉴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中国带来的压力，及2012年秋国内爆发的反日游行反映的狭隘民族主义对内外政治气氛的破坏及对外交的干扰，中国战略家王缉思在2012年10月提出，中国应执行“东稳西进”地缘战略，在东方规避美日压力，向西扩展地缘空间。〔4〕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该战略的发展。近年，王缉思又提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雷声大、雨点小，美国深为中东乱局和欧洲政治、经济危机所困，难以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东亚。中国应藉此机会，及早谋划，提出自己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倡议，以便“冲淡美国的亚太安全同盟体系幷最终使其转型”，他认为尽管目前提出相关倡议为时尚早，但应“首先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厘清战略思路”。〔5〕美国所深陷的中东乱局、欧洲危机，和俄罗斯都有莫大关系。2013-2014年，因为克里米亚半岛危机，俄和西方关系恶化。北约执意东扩压缩俄罗斯的安全空间，普京政府最后合幷半岛，幷通过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势力，意图裂解乌克兰，彻底阻断北约和欧盟进一步东扩。普京的外交智囊，著名战略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等人，为本国设计出大国自由行事，进行政治、安全竞争的地缘政治、经济大战略，以便挑战冷战后西方在欧洲确立幷推广的北约、欧盟等架构。自2022年2月以来，俄乌冲突爆发幷迁延至今，陷入消耗战，俄以核武器后盾增大威慑力，并以此反制西方联手。俄反北约的手段较为激烈，其得失可为镜鉴。〔6〕东亚国际体系和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相似性在于，前者存在美、日安保体制，后者存在北约，两个联盟体系都有扩张性。中国身处东亚国际体系，且自身有统一问题待解决。统一问题的解决内蕴如何应对美日安保体系、如何推动东亚国际体系转型问题。不难看出，美、中、俄等都有了地缘大战略，世界秩序在重构之中。俄国人对地缘战略的谋划和运用，可为中国处理钓鱼岛主权和琉球地位问题提供案例：斗而不破，十分必要。在笔者看来，世界秩序的演变，特别是中日领土争端趋严重以来新浮现的东亚现状，可为冲绳民众反美军基地运动提供新动力和契机。冲绳，如同欧洲冷战格局中东西方对峙的核心点——柏林一样，理应得到国际社会更多关注。有志于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各方力量，都可以加强对冲绳人民反基地运动的研究、声援。各方要以构建东亚共同体为引领，遏制美日藉钓鱼岛主权问题、台湾问题扩充其安保体制，使东亚出现北约东扩式的地区安全秩序演变，成为长期斗争的渊薮。一、东亚体系中的琉球-钓鱼岛问题及二战文告法律地位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中国中央政府和琉球王国间的封贡关系维持了500余年，中国对琉球王国提供了众多援助，王国极为感激，在中央王朝的众多周边属国中，琉球王国和中国中央最亲近。然而，日本萨摩藩垂涎琉球在对中国封贡贸易和自身海外贸易中所获利润，于1609年出兵攻袭琉球，不仅勒索财物，还迫使琉球王国对其称臣纳贡。自此，琉球开始了对中日的“两属”时期。〔7〕1868年4月，明治维新刚刚开始，日本政府发布《安抚亿兆·宣布国威宸翰》，确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战略。日本在极力鼓噪“征韩”论的同时，把目光投向琉球王国。1871年7月，萨摩藩对日本中央提出的有关对琉球关系《调查报告》就建议：“采取措施，扩张皇国规模。”1872年，日本就藉琉球使节访日之际，提出已将该国纳入日本治下。此后，日本对中国附属国琉球、中国在东海的领土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侵略野心不断膨胀。1874年，日本以“琉球漂民事件”为藉口，出兵侵台，以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8〕日本在军事、政治改造上比晚清政府更为成功，开始加力冲击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从东亚大陆外围的半岛、海岛入手，割裂该体系，扩张势力范围，吞幷、割占更多中国附属国和领土。1879年，日本完全吞幷琉球群岛。晚清政府虽曾和日本交涉，试图以“三分琉球”提议使琉球王国在较小版图内恢复，然而，随着中日斗争加剧及中国日处下风，此番努力不了了之。〔9〕日本还有很强的海权斗争战略目的，这得益于充当日本“御雇顾问”的前美国军人、驻厦门领事李仙得提出的“东亚明月弯”战略。他向日本献计，拿下朝鲜半岛、琉球和台湾，使之和日本本岛连成一个半月形区域，封锁中国从东海进出西太平洋之通道。〔10〕日本藉助海权增强，可以长期压制中国。中日在东亚的斗争，终于导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1月，日本政府秘密通过内阁决议，将中国台湾岛附属岛屿钓鱼岛群岛纳入“冲绳县”(即琉球)治下。时至今日，日方仍坚称当时内阁决议有合法性，但是从其出台方式、所依据的冲绳县地方报告中信息的可靠性、通过程序等看，这一点明显存疑。〔11〕1895年4月，中日达成《马关条约》，幷未提及钓鱼岛。此后，日本当局对钓鱼岛之开发极为有限，将其委于私商。〔12〕甲午战后半个世纪，东亚长期处于日强华弱状态，日本对中国不断蚕食，终至于1937年全面侵华。日本当局于1941年底制造珍珠港事件，和美国开战，自此走上灭亡之路。1943年秋，中美英在埃及开罗举行战时领袖会议，达成《开罗宣言》，宣言明确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美苏英在德国波茨坦举行最高领导人会议，发布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3〕两大历史文件明确了战后日本之主权范围要由包括中国在内的战胜国所共同决定。日本今日对其所谓“尖阁列岛”的主权依据，既有其所注重的19世纪国际法“无主地”占有原则，也建立在所谓旧金山国际体系有合法性基础之上。然而，美国在战后藉对日和约构建的旧金山国际体系是在违背二战盟国两大文告基础上构建的，是为美国在东亚进行冷战服务的。因为二战的爆发及战后东亚冷战格局的形成，琉球地位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因美国强力介入，相关方权利格局被扭曲。二、旧金山体系的建立与中国战胜国权利的丧失二战期间，自对日作战开始后，美国军方就认为从一战之后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西太平洋疏于控制，犯了历史性错误。1942年底，罗斯福总统就下令军方研究战后太平洋“警察军力”驻地问题。对日作战血腥经历让美国军方决心绝对控制太平洋，把保卫美国本土的防线尽力向西推，让太平洋变为“美国内湖”。在占领琉球群岛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立场极为一致。因此，尽管美国不想违背《开罗宣言》精神、扩张领土，但从安全设想出发，力求在太平洋上建立军事基地群。虽然琉球群岛较后出现在美国军方基地群计划当中，但很快成为该计划的“太平洋基石”。美国政府内部占优势的势力确定了仅以中日甲午战争为时限，既往不咎，好力保琉球归属日本，方便美军占领，不提把琉球归还中国。〔14〕琉球的未来由此完全取决于美国军事安全需要。据称，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几次询问蒋介石，中国是否有收回琉球之愿望，蒋介石回答说，愿同美国一起，共同托管琉球。中国由此失去了收回琉球的历史性机会。〔15〕美国学者埃尔德里奇对美国内部在占领琉球问题上的反复论证和争论，进行了细密研究。从其研究可见，美国军方对占领琉球立场坚决，美国国务院内部亲日力量占主导地位，希望保持日本对琉球主权，因此，可推断所谓中国收回琉球的历史机会幷不存在。在对美作战和战后对美关系中，日本执行的都是牺牲琉球和当地人民的方针。在二战末期，日本当局牺牲“冲绳”，试图藉在岛上顽抗，阻止美军在其本土登陆。到战争结束时，日本本土死于美军轰炸者共51万人(包括原子弹轰炸死难者)，而小小的琉球群岛在残酷的“冲绳战役”期间，死于轰炸者达到12.2万人。琉球全岛15万人死于战火，占总人口三分之一。〔16〕战后，日本当局为尽早结束美军占领，又通过牺牲琉球为美军基地，实现“日美结盟”。为此，裕仁天皇亲自对麦克阿瑟说项。〔17〕二战后不久，中国内战爆发，国民党政权日渐败北，对美国而言，中国即将“失去”幷“赤化”。在此情况下，美国改变了对日占领和改造方案，转向扶植其成为反共基地。美国对日本方针的转变和对琉球的处置是一体两面。1948年初，美国国务院智囊乔治·凯南访问琉球，提出琉球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麦克阿瑟此时也在构想其“U形岛链”战略：琉球处于其核心环节。他力主美国完全控制琉球群岛。两人事实上确定了美国对琉球“长期占领，绝对控制，琉球国际地位不急于解决”的纲领。〔18〕1949年秋，新中国建立。次年2月，中苏订立盟约。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亚洲冷战格局成型。期间，为遏制新生的“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美国大力扶植日本，将其纳入冷战体系，作为遏制中苏的基地。而且，美国对日本的军事作用日益看重，1950年1月1日，麦克阿瑟发表对日本国民声明，明确表示日本宪法不否定自卫权。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要求下，日本开始重整军备。〔19〕同期，美国加快了对日和约缔结工作，以使其完全被控制，成为东亚反共桥头堡。如何缔结对日和约是国际重大问题，在冷战格局下，美国开始了排斥苏联、中国的布局，其西方盟国则予以配合。1949年9月9日，英国外交部官员马伯里·丹宁访美，提出日本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换取军事保护，日美订立条约方案。他还提出对日和约可以甩开苏联。这样，对日单方媾和及美日建立安保条约关系方案，获得了西方重要盟国支持。〔20〕1951年9月，美英甩开新中国及台湾当局，率领西方集团各国，单独缔结对日和约。美国还和台湾当局、菲律宾等建立协防关系，以此构建起旧金山条约体系。该体系的核心是美军当局对琉球的长期“战略控制”。为化解由美国“托管”琉球面对的国际阻力，同时避免琉球一旦独立，迫使美军撤离场景出现，美国对日和约特使杜勒斯设计了日本对琉球拥有“残余主权”公式，以此欺骗日本、琉球民众和国际社会。〔21〕“残余主权”公式为1971年美国把琉球治权“归还”日本，继续模糊化处理主权归属问题埋下伏笔。美国构建起旧金山国际体系，使其成为“遏制”共产党中国政策的物质载体，琉球则成为美军在亚太核心军事基地。中国八年抗战赢得的参与对琉球处置的战胜国权利被剥夺。三、旧金山体系的实质及钓鱼岛-琉球压力中心的形成旧金山条约体系之下存在着众多领土争端，比如中日钓鱼岛/“尖阁列岛”争端、日韩竹岛/独岛争端、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南海诸岛”争端等。同时，中国内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复杂化和旧金山体系也存在无法分割的关系。美国当年故意制造了一些主权归属争议地区，以在东亚各国间“打入楔子”，保卫其支配地位和战略利益。1951年的对日和约故意规定：不签约国的权利，和约不予保护。而日本放弃的太平洋地区领土该如何划界，和约也未明确予以规定。〔22〕和约如此规定，不利于幷非签约方的海峡两岸的中国。中日之间就钓鱼岛归属问题的争论浮现于1970年代初。然而，中日之间就琉球归属问题的争论在战后不久就开始出现。关于钓鱼岛的争论，集中在该群岛是属于琉球群岛，还是为台湾岛附属岛屿。在东亚战后国际秩序中，琉球、钓鱼岛政治地位和安全安排的相关争议，加上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决定了旧金山体系阴魂不散，东亚仍处在冷战式关系架构之中。琉球地位和钓鱼岛主权问题，根植于美国对华执行何种政策。1971年，当尼克松缓和对华关系时，他仍然强调不允许中国对东亚建立霸权。中日对钓鱼岛主权的争夺，便利了美军继续留驻琉球。美国可以对日本打“中国威胁”牌，保住在琉球的军事基地，对中国，则可以声称“美军在琉球是为了遏制日本”，让中国轻易认可美日安保体制。钓鱼岛争议的长期存在，还可视为基辛格“赏罚结合”外交策略在“罚”方面的体现。美国对华可以缓和关系，但一直留着东亚冷战架构，准备对付中国：台湾问题，可令两岸长期对峙；钓鱼岛问题，可令中日对峙，防止两国和解。〔23〕在通晓旧金山体系的实质及其现状基础上，不难看出，钓鱼岛归属之争，实质上是是否把日本过去的殖民、侵略历史纳入主权争议中，还是完全按照19世纪国际法“实效占有”原则，处理领土争议，从而完全抹杀二战中中国的战胜国权利。〔24〕日本对所谓“尖阁列岛”的主权依据，一方面是国际法的“无主地”占有原则，一方面是旧金山和约体系的合法性。日本作为主权依据所引用的19世纪国际法是完全西化的法律体系，无法纳入中国历史依据——即它们所说的“前现代的主权”。〔25〕有西方学者鉴于近年中日领土争端趋于严重，建议两国接受国际调查团，举出20世纪初年沙俄和英国之间的“多格海滩事件”的处理办法为例(1904年10月，沙俄军舰在北海误将英国渔船当作日本军舰，开火杀伤多人，两国接受了国际调查团)。〔26〕然而，国际调查团办法幷非治本之策，日本侵华时期出现的国联调查团软弱无力，无助于反击侵略国，历史形象不佳。在中国的历史依据完全不被纳入西式国际法框架前提下，在领土争议中，中国会完全处于弱势地位。19世纪国际法的偏颇、中国二战战胜国权利的被剥夺、旧金山国际体系合法性的缺失，使中日东海领土争议，及琉球国际地位问题极为复杂，也很容易激化。2012年，日本对所谓“尖阁列岛”“购岛”造成的风波，迫使中国以加大对钓鱼岛海空巡航应对日本对群岛的“国有化”，此后中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以此申明对钓鱼岛的治理，日美则拒绝承认。同年，日本又称中国军舰以雷达照射其驱逐舰，还称日本要打掉中国无人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则称如果日本敢于这样做，“等于战争行为”。2013年5月，中国《人民日报》发表学者文章，重申“琉球地位未定论”。〔27〕2014年，日首相安倍晋三把日中海军军力竞争，比作一战前英国、德国海军军备竞赛。〔28〕钓鱼岛争端及琉球地位问题的发展，使中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中国国力崛起及钓鱼岛争端热化，使西方宣扬“中国威胁论”者找到了好素材。他们有的宣称中国会试图恢复“天朝体系”，幷且会以新建立的海权和金融霸权，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29〕有的对日本提出建议：仔细思量如何善用日本海军优势地位，使中国海空力量的活动变得困难。〔30〕在这一时期，日本政界和各大媒体除申明其主权依据外，纷纷把中国描绘为咄咄逼人、非理性，把日本打扮成理性、平和的“受害者”。实际上，日本害怕在岛屿主权争端中应对不力，失去对华优越地位。日本媒体屡屡强调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要高于中国。〔31〕事实上，2012年钓鱼岛主权争端的恶化，便利了日本进一步对该岛的行政管理与安全布局，方便了其对“集体自卫权”做更灵活解释，以保卫其“主权”。〔32〕近年，美日对华关系中鹰派力量藉机加强美日安保体制，强化在冲绳军事基地体系。然而，美、日迁建普天间军事基地等问题，引发冲绳民众反基地运动风起云涌。冲绳面积仅占日本领土面积的0.6%，但承担了75%的美军基地，成为美军从西太平洋到中亚的力量投射中心。当地民众的反美军基地运动，正对美、日东亚秩序发起挑战。〔33〕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处在大变动时期，琉球-钓鱼岛问题的发展使之成为东亚新的压力中心。四、大国地缘战略竞争及东亚体系的和平改造2012年1月，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发布《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军事战略报告。报告指出，“虽然美军将继续为维护全球安全贡献力量，但有必要对亚太地区实施再平衡。”此后，美国对该战略展开实施，着力强化亚太核心同盟体系，深化军事布局。〔34〕2012年9月，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游行，狭隘民族主义一时甚嚣尘上。10月，王缉思发文提出其地缘政治构想：中国应“东稳西进”，在东方规避美日压力，向西扩展地缘政治空间。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由此浮出水面。2013-2014年，俄罗斯和西方因为克里米亚半岛危机斗争。普京的外交政策智囊，战略家卡拉加诺夫提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收缩，甩下一系列危机区。欧洲500年来对全球的统治终结了。西方要推动北约和欧盟东扩，压缩俄国战略空间，还对俄输出价值观，这是以战胜国对战败国方式对待俄罗斯，必遭反击。〔35〕此后，俄罗斯致力于打破西方制裁。至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与西方国家的对抗升级至前所未有水平。近年来中东大乱，欧洲深陷危机，迫使美国主要关注点停留在那里。到2016年时，王缉思判断：“亚太再平衡”言过其实，它虽然对中国造成一定压力，给亚太总体形势造成负面影响，但不应夸大其作用和对中国的挑战。〔36〕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爆发，美国和北约深陷其中，也印证了中国战略家的判断。然而，西方政界和舆论界炒作中国将配合俄罗斯，对台湾地区采取类似行动。西方观察家既对中国军力增强感到担心，又声称中国的“区域拒止”战略幷不可靠，中国海空军和火箭军的新式武器还有弱点，部队缺乏实战经验。〔37〕西方要联结俄乌冲突和台海问题，对中国施压，干扰统一大业用心明显。由上可见，大国都在实施各自地缘政治战略，世界秩序处于深刻转型过程中。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效果有限，俄乌冲突使美国难以欧亚兼顾。中国如何进一步发展“东稳西进”战略中的“东稳”部分，推动东亚国际体系和平改造，冲淡美国的亚太安全同盟体系，幷使其最终转型，可成为战略谋划新方向。对此进行研究、谋划和运作，以下几点需注意：首先，中国加强对冲绳民众反美军基地运动的研究，有合理历史依据：500余年的中琉亲密关系；琉球被日本夺占，晚清政府曾试图对日交涉，促使琉球王国复国；冲绳在二战中成为日军前沿阵地，当地民众死伤枕藉，琉球人民族历史极为悲惨；战后，日本以牺牲琉球为代价，换取美军基地从日本本土逐渐集中于琉球，美日安保体制长期剥夺当地民众保护土地、获得合理赔偿权利；日本只从琉球对其本土安全价值对其加以利用、剥夺，从未和琉球建立命运共同体等。琉球文明的独特性，其战后命运的特殊性，特别是其同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历史联系，使其成为美日、中日关系中的特殊问题。其次，加强这一研究有现实意义：历史上，全球地缘政治变动深刻影响了琉球命运。如今，世界又处于大国竞争时期，国际秩序在调整。冲绳民众的反军事基地运动，短期内可以成为中国反制美日压力的“平衡器”；长期则可和中国推出的亚太安全构想幷行，以此冲淡美国亚太安全同盟体系，促使在鸠山内阁时期寻求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势力在日本内部重新得到伸张机会。第三，美日对中国坚持保卫钓鱼岛主权所思深切，迫使中国谋划对策。比如埃尔德里奇认为，钓鱼岛主权之争体现了日本在东亚优势地位，中国如事实上占据钓鱼岛，就会顺势夺取琉球，或者让琉球中立化。〔38〕麦克考马克等认为，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主权争议上立场强硬，和害怕中国对琉球提出主权要求有关。美国操纵钓鱼岛问题，是为激化地区形势，给美军继续留驻琉球群岛提供依据，幷在中日间保留“楔子”。〔39〕中国有必要深入研究琉球地位问题，化解美日压力，避免长期被动。第四，这一研究也有其边界。中国可从俄和西方关系中有所镜鉴。中国仍然要坚持在“东稳”框架下，加强对冲绳民众反基地运动的研究，充分尊重当地民意，寻求和当地运动及东亚各国合作契机，合力构建东亚共同体，而不是滑入对抗。因此，也要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危机管控思路取其精华。总之，中外各界对琉球地位问题、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早做谋划，要从当今世界国际秩序转变角度，从改造美国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高度出发，认识冲绳民众反基地运动的价值。对中国而言，则要从自身对琉球历史关系所奠定的道义地位出发，与美日主导的西方国际法体系和联盟体系展开博弈，使其难以再拨弄中国和周边国家矛盾，或干扰中国统一大业。参考文献：〔1〕本文用琉球指称近代具有独立国家地位的琉球王国，及美国占领时期(1945-1971年)的琉球。〔2〕徐勇：《战后琉球政治地位之法理研究与战略思考》，《战略与管理》2010年3/4期合编本，电子版可参阅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069.html〔3〕Ga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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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t Islands: Okinawa Confront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lymouth: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8-11.〔34〕王缉思，赵建伟，(2017)，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冷战国际史研究，01，56-90。〔35〕Karaganov Sergey.(2015).Eurasian Way Out of the European Crisis, 8 June,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Eurasian-Way-Out-of-the-European-Crisis-17505, accessed at 2018-03-12.〔36〕同〔34〕，56-90。〔37〕Martinson Ryan D.(2021). Counter-intervention in Chinese naval strategy, Journal of Strat egic Studies, 44:2, 265-287, https://doi.org/10.1080/01402390.2020.1740092〔38〕同〔12〕，275，307-308。〔39〕McCormack Gavan and Norimatsu Satoko Oka. (2012). Resistant Islands: Okinawa Confront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lymouth: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15-217.（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2月号，总第314期，P42-50）

盛邦和：张载思想刍议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20:43 +0800

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祖籍大梁[ 今河南开封]，徙凤翔眉县横渠镇（今陕西眉县横渠镇）讲学著述，人称“横渠先生”。北宋思想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年少时喜谈军事，欲结客取洮西地。二十一岁，寄函谒范仲淹，仲淹知其志宏远，诫之云："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遂劝读《中庸》。张载读此书，尚未满足，且寻访释、道诸书，细读经年而无所得，于是回返求教于《六经》，设席聚徒，释《易》大义，从者亦多。张载讲学关中，故其学派称“关学”。《宋史》说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直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张载与门生论学，每告以道学要领，必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为准则。他要求门下，既为儒生学者，先当律己有为，去做贤达知礼的“贤人”，然后制订更高的目标，争取成为顺天传道的“圣人”。 “圣，其合德；贤，其秀也。”作为圣人，言行举止合乎天理人伦。作为贤者，向圣人看齐而成绩优秀。“贤人知人，圣人知天”，贤人知人间礼仪，圣人知天道真理，只滿足做一个贤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算不上一个真学者。为此，张载举出古代圣人的典范，叙述其事迹，阐扬其人格，与门人学子共勉进。他说：“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持久不懈，砥砺前行，方有舜帝治国的功业。遇大难而不惊，临严刑而沉毅，此为申生对父王的恭顺。“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发肤受于父母，以完整的身体回归天地，这是曾参的作为。听命于父，而毫不违拗，伯奇作出了榜样。张载言高行端，人们赞扬他“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 《宋史·列传》卷一八六] 张载于神宗时诏知太常礼院，因“与有司议礼不合，复以疾归”。途中疾重，“沐浴更衣而寝，旦而卒。”张载一世清贫，以至身后“无以敛，门人共买棺奉其丧还。”[ 《宋史·列传》卷一八六] 张载逝后被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三十八位，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嘉定中谥“明”。《宋史·列传》道学篇录张载生平，与周敦颐等同传。张载著有《正蒙》[含《西铭》]《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后人编为《张子全书》[《张载集》]。张载有文《西铭》，原载于《正蒙·乾称篇》。张载录其中内容，分别为《砭愚》《订顽》，悬于书房东、西壁，观以自勉。后伊川将《砭愚》改为《东铭》，《订顽》改为《西铭》。程珌曰：“横渠《西铭》，其门人吕大临与权解释甚明，其后杨时中立疑问亦切，伊川终以杨之疑为非，而以《西铭》为继孟子之绝学。“[ 程珌：《洺水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载又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话，此即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历代学子传诵不已。《西铭》中，张载为“为天地立心”作了诠解。这一句可分成两个意思来理解，一个是“天地”，一个是“立心”。张载释“天地”为生命之源，生身父母；又释“天地”为气化之物，物质的世界。并从天地为气的理论引申出太虚学说，最终得出太虚–气–天地–生民的宇宙生成逻辑，显示中国早期唯物论的朴素意境。张载又释“立心”，立为认知，也为确立。心为本质、根源，“立心”是对宇宙根源的认知，对天地本质的认知。根源是太虚，本质是道，而太虚与道本归于一。太虚即道，由此形成张载特有的唯物、唯心相揉的道学解释体系。《西铭》曰：“乾称父而坤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天地分乾与坤，乾为父，坤为母。浩瀚乾坤，无穷无尽。我是多么的渺小，浑然处于其中。天有云雨，滋润万物生长；地有沃土利于春种秋收。天地吾亲，浩然其恩。人生于天地，因有天地而生我的身体，因有天地而塑我的灵魂。万众民人皆是我的同胞，天地万物与我同在。故此，张载感慨之至：“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西铭》）张载进一步提出天地为气的理论。天地乾坤，是见于形，体于象的物质世界。天地为气，是可见可感的宇宙天穹与人间世界。《正蒙·神化》云:“所谓气者，非待其郁蒸凝聚，接于目而后知之;苟健顺、动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然则象若非气，指何为象?时若非象，指何为时?世人取释氏销碍入空，学者舍恶趋善以为化，直可为遗累者薄乎云尔，岂天道神化所可同语也哉!” （《正蒙·神化》）天地有其千姿百态、众生万象。天地因其时光流逝、空间变幻。天地既表达于姿态与形象，也体现于时间与空间。天地既具其外象，也涵其内质，“健顺、动止、浩然、湛然”。不必待气“郁蒸凝聚”而后知气。气无时无处不在，无时无处不知。气聚而为天地。人因象而知气，因万象之变幻更新，而感气之时、空与本质，进而感知天地之恢弘。如因春花冬雪，感大地之柔美，因雷霆疾风，知天宇之刚健。故张载称：“今雷风有动之象，须天为健，虽未尝见，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法也则是效也，效著则是成形，成形则地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则安得尽！如言寂然湛然亦须有此象。有气方有象，虽未形，不害象在其中。”（《横渠易说·系辞下》）张载言天地为气，又提出“太虚”的概念。并述两者的关系。太虚为何物？“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之。” （张载：《正蒙·太和篇》）哲学的目的是追索事物之本原，说天地为气，于天地本原尚非全知。“太虚者天之实也。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之实也。”（《张子语录中》）天地体现于气，气之本原为太虚，追索上去，天地之本原亦太虚。太虚分阴阳，阴阳恒动而健顺，继而互感而生气，因气而成天地，天地生人。“太虚之气，阴阳一物也，然而有两体，健顺而已。”（《横渠易说·系辞下》）山岳可摧也，金铁可腐也，天地可灭也，人类可亡也，“惟太虚无动摇，故为至实。”（《张子语录中》）程、朱对张载气论虽有继承而予其太虚论更投入莫大关注。因为“程朱对张载太虚概念加以修正，只须将太虚改换成理（天理），马上就可以建构起他们的哲学体系。” （张载：《张子正蒙》汤勤福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版。）事实正是这样，朱子盛赞张载太虚论。其云：“横渠说得好，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此是总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 （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又如同书载：“问如何是天者理之所从出？曰天便是那太虚，但能尽心、知性，则天便不外是矣。性便有那天。”（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张载因天地论，提出“为天地立心”的宏愿，若问何谓天地之“心”，天理天道是也。《周易·复卦·彖传》言:“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241页。)这是“天地之心”的原本出处。复卦辞：“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复，通达顺利，出入健康，慎于交友，友来而无错。其道周而复始，七日为一个循环，有利无害。由此可见，天地之心的理解当是“反复其道”，认知事物循环发展的规律，遵天道而通达。张载说:“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 ［张载：《张子全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这是对“天地之心”的说明：生养众民（生物）为“天地之大德”，众民为天地之本，故天地之心既是物质“天地”运行之道，也是天地所生之人类的生存之道。［关于“心”的注解《东坡易传》云:“见其意之所向谓之‘心’。”(苏轼：《东坡易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张载主张以“道”治国，法古明理。宋熙宁初，御史中丞吕公著（1018－1089年）举荐张载，赞其通古学，神宗此时正设想有所变革，欲求朝野有识之士以共谋划，于是召张载询治国之道。张载对答：凡治国之道，必效法三代（夏、商、周），不法三代，纵有“道”，亦为苟且之道。研究《易经》，深悉其奥秘深义，成为张载“明道”门径，因此原因，张载与程颢、程颐结为学术“联盟”。张载设坛讲《易》之际，程颢、程颐来访，一同商榷经义。事后，张载对人说：“这次见了二程，发觉他们深明《易》道，吾所不及，可拜之为师”，于是撤席停讲，深以为儒学足可涵盖众学，宜尽弃异说，专注道义。《宋史》记张载博览群书，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宋史·列传》卷一八六）张载既说“为天地立心”又说：“为生民立命”。张载对生民有广义的注解，既为庶民，亦为天地父母所生之“人”，其中包括“大君”与“大臣”。他说：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国君为父母所生的长子。大臣辅佐长子，管理天下的事务。大君有大君之天命，位在至上，治国安邦。大臣有大臣之天命，大君之相，敬业抚民。众民有众民的天命，立国之基，社稷本体。“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既然已把乾坤认定为自己的父母，那么无论君臣民人，去做乾坤所好之事，就成为乾坤之子理当履行的义务。立命也可以理解为确立为人道德。张载说： “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西铭》）有人做有德之事，也有人背道而驰。做害仁之事，此为贼。做有利于邪恶的事，此为愚昧。唯遵守道义而见于行动的人，才是乾坤父母最好的子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 （《西铭》）探知事物的变化，证说其中的本质。集中全部的精力，坚持既定的志向。不为屋漏而羞愧，致力于心性的修养。崇伯之子大禹推却美酒，以示赡养亲人的孝心。颍考叔培养英才，表达回报众人的直诚。“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西铭》）富贵安福，是天地的恩赐，厚养我的人生；贫贱忧戚，是天地的考验，玉成我的事业。生则顺应世事的变化，死则得我冥界的安宁。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张载的“立命”又体现“为民请命”的意愿与决心。即替众民申诉困苦，请求帮助，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云：“因民之欲，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听！”张载主张：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尊敬年长有寿的人，因其年长，则用“尊长”的敬意对待他们。爱护幼弱孤苦的孩子，因其幼小，则用“护幼”的爱心照顾他们。“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天下有许多病患缠身、残缺不全、孤独鳏寡的人，他们困顿无助，境遇悲惨，对于他们当给予关怀，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家族成员、兄弟姊妹。这样做就是在帮助乾坤父母，实为一片孝心的表示。回览以上，本文仅对“横渠四句”中的前两句作了评析，后两句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为业已断绝的孔孟道统传递薪火，为千秋万代创建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横渠四句”概括了张载思想的精粹内容，其体现的积极精神意义，为后世学者所推崇。故有学者称道：“精矣哉，横渠之道也！至矣哉，明道之训也。”[ 吕大临等：《蓝田吕氏集》，曹树明点校，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7页。]张载思想成为宋代理学的直接精神来源，得到二程、朱熹等人的充分肯定。程颐对《西铭》的赞扬也同是对“横渠之道”的推崇：“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且教他人读书，要之仁孝之理备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便不仁不孝也。”[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页。]朱熹对张载的天地论则有更深刻的评价：“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会其同哉！” [ 朱熹：《西铭解》，《朱子全书》（第1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

蔡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治理淮河的历史经验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18:24 +0800

谚语有云：“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这是沿淮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但自南宋初期黄河夺淮之后，淮河水患频仍。特别是1938年花园口决堤后，淮河水系遭受严重破坏，导致灾情加剧，严重危害人民生产生活。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烽火中挺进敌后，在淮河流域创建了淮南、淮北、苏北、苏中等抗日根据地。虽然处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落后的物质技术条件下，但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开展大规模防汛和河道疏浚等水利建设。淮北行政公署、新四军等组织军民先后修筑洪泽湖大堤和淮北大堤等防洪堤。苏皖边区政府整修苏北运河堤防。沿淮各地全面疏浚河道，建设水利灌溉工程。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治淮实践，不仅增强了根据地抗灾能力与农业生产能力，给两岸人民减轻了水患之苦，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治淮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奋斗的政党，是团结带领人民治理淮河的最可靠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沿淮解放区和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生活，1946年苏皖边区政府发布兴修水利的训令，明确指出，“所辖境内，湖泊广袤，河流纵横，水利工程极关重要，若不积极加以兴修，对人民生命财产之危害，殊不堪设想”（《苏皖边区政府关于兴修水利的训令》，《苏皖边区政府档案史料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兴修水利”成为施政纲领和建设方案中的重点内容，即便当时财政极端困难，边区政府仍竭力拨款拨粮兴修水利，治理水患，仅1949年上半年苏北水利工程就支出“工资米一千二百万市斤”（《苏北治水工程完成》，《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7月5日2版）。党员干部在水利建设中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如1943年大汛，淮河大堤有溃决之势，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亲率全体干部领导群众抢险，他更是带头跳进急流之中，在大家的顽强拼搏下，险情最终得以化解。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与国统区治水效果高下立判。国统区的“水利建设虽在大后方平静的环境下，并且工程师和物资较之敌后解放区容易解决的情况之下”，却是“亦多停顿”，而解放区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众多“巨大险要的工程”（《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日1版）。防汛和疏浚河道等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也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真正是自己的政府，苏北解放区老百姓说，“共产党帮助我们开了河，我们睡着都笑醒了”（《苏北敌后解放区疏濬了八条河》，《新华日报》〔汉口重庆版〕1944年7月28日2版）。正因如此，在解放战争中，淮河流域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前，仅淮海战役就有500余万群众全力支援前线，有力地保证了人民军队节节胜利。人民群众是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淮全过程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凝聚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充分依靠人民，在征求意见方面，中国共产党将水利计划“拿到群众中去讨论修正”，使得“政府的计划变成为群众的计划”（《苏北皖中解放区普兴农田水利》，《新华日报》〔汉口重庆版〕1945年7月22日2版）。在技术学习方面，由于解放区缺乏工程师和仪器，就向有经验的工人和农民学习。在1944年修筑淮河大堤中，“虽没有水平仪之类的精细仪器，但是却从群众那里学来了新的测量方法”（《兴筑淮河大堤与闸门的艰苦工程》，《拂晓报》1944年6月11日4版）。积极动员组织群众，通过口号宣传、先进典型教育等方式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在修筑运河堤坝时，提出“灾民快来修运堤，既防水灾又能饱肚皮”，“要想庄稼好，运堤先修牢”等口号（陶劲松：《苏皖边区政府时期的水利建设》，载《淮阴文史资料》第1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386页）。1945年，苏皖边区政府发布《淮北苏皖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在各工程段发动劳动竞赛、奖励挑河英雄，激发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效率。1946年的运河修复工程就让中外水利专家大为惊叹，“动员民伕非常踊跃……解决了大部分春荒，并使他们了解到修堤的切身意义，由‘官堤一变为民堤’，这在整个运河史上是一个创举”（《中外水利专家表惊异》，《新华日报》〔华中版〕1946年6月1日1版）。团结治理是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治河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效，还在于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推动形成治淮的强大合力。党和政府不仅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注意团结运用士绅等各阶层的力量。在机构设置中，各县水利委员会和工程处委员会贯彻“三三制”原则，如“泗南小河滩工程处委员二十人”，其中“地主二人，富农二人，中农九人，贫农三人，雇农四人”。在决策实施中，各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问题经过讨论”后执行（刘宠光：《今年春季水利工程总结》，载《政府工作》1944年第31辑，第8页）。在经费负担中，注意解决好各阶层群众现实利益问题。《苏皖边区兴修水利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水利工程经费的负担，“应按照地亩土质好坏及实际收益情形，分等则负担之，其分配比例，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以民主方式评定”。同时要求负担“不得超过该受益地全年收获量百分之三十”（《苏皖边区兴修水利暂行办法》，载《苏皖边区政府档案史料选编》第207208页）。在公兴河工程中，各阶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效果良好，“富人都说我们用一点粮食卖工也很高兴，数目不多，拿的也不吃力，穷人可以得救了，今年水灾也可以没有了”（《涟水县修浚公兴河总结报告》，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149—001—0044）。党领导下的治淮“是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因之各阶层人民都愿全力参加这一工作，再加上正确的领导，和庞大的部队劳动力的支援，一切困难就迎刃而解”（《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日1版）。调查研究是重要方法。我们党在领导治淮过程中，注重通过调查研究充分了解情况，找到有效方法。1941年，党中央发布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调查研究成为全党重视的工作和决策方法。1944年，淮北行署建设处处长刘宠光指出，“水利工作始终贯穿着调查研究与精密计划的内容，任何粗枝大叶都要失败的”（《一九四三年的生产建设总结》，载《政府工作》1944年第32辑，第15~16页）。治淮调查研究由水利委员会直接负责，“进行测量水位，计算受益地亩，计算土方及需要动员人数，工作时间，人民负担的程度，有何困难及解决办法，作出计划”（《淮北行政公署关于开展生产建设的决定》，《拂晓报》1943年11月30日2版）。调查研究是治淮工程方案制定的重要依据。治淮工程遵循三项原则：“受益地多而群众负担轻”“能解决该县主要水利问题”“与局部有利而全部无害”（《边区第一次建设科长会议半年工作的决议案》，载《政府工作通讯》1944年第25辑，第13页）。这都以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为前提。调查研究也是解决纠纷矛盾的重要依据。治淮关系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遇到上下游纠纷问题时，“不要偏听一面之词，要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站在全面观点，照顾局部利益”（《淮北行政公署关于开展生产建设的决定》）。在调查研究前提下“统筹兼顾”。如二河问题关联泗南与洪泽两县，因有纠纷，故“决定由两县派人前往调查后决定”（《边区第一次建设科长会议半年工作的决议案》，第14页）。正是在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水利工程得以顺利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开启了治理淮河的艰难历程。淮河治理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这一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对淮河的持续治理，为淮河流域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新时代实施“淮河生态经济带”国家战略提供了有效保障。（作者：蔡胜，系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治淮文献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阶段性成果）

邓峥云：以多重视野呈现百年党史图景——《理想与革命：多重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简评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17:07 +080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张太原教授新作《理想与革命：多重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一书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专著着眼于宏观历史进程，选择不同时段的不同主题，以多重视野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历史图景，读来不但令人颇感新意，而且引人深思。大历史观下的聚焦。该书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活动置于历史长河中去审视，其中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唯物史观、群众革命和理想社会等，大都能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找到类似的因子。这种相通性或契合性，促使马克思主义能够较快地“中国化”。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这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结合。大历史观采取的世界历史发展或人类文明进步视野，在该书中体现得也很明显。世界变局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历程，也与世界之变息息相关。其中，既有其他国家和世界格局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有中国共产党对他国或世界的认知和作为，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全球倡议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和世界担当。理想与革命的解释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该书提出，这个主题是在一个非常宏阔的时空中展开的。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理想社会的愿景，依据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即革命的方法，进行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呈现了这样一种逻辑：选择先进的思想为指导建立先进的政治组织，以先进的政治力量引领社会大众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致力于理想社会的构建。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这一逻辑，同时我们党又是这一逻辑的主要推动者和践行者。近代以后，一种政治力量是否能提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社会理想，并真正地去为之奋斗，成为能否发展壮大和赢得普遍支持的关键。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无比成功的，全面、深入、具体地描述将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形态，不断地绘制蓝图，展现愿景和远景，成为我们党在各个时期吸引社会各界跟着前进、广泛汇聚人心的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其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出和构建是中共能够创造“革命奇迹”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则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普遍的社会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向前推进。由专而通的体裁尝试。该书不同于一般的通史著作，而是带有“以小见大”“由专而通”的特点。在史学方法方面，作者曾多次提倡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于细小处见宏大。在“以大看小”的基础上，来“以小见大”，通过研究不同时期的典型问题来勾勒反映这一时期党的丰富历史面相，这一学术主张在该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书中提出，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赋予“中华民族”以新的内涵，并不仅仅是一个用词的变化，而是集中体现了中共的观念、政策和现实目标的变化，既维护了“多民族”并存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一贯主张，又摆脱了苏联民族观念和理论的束缚，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符合国情的民族政策和制度。全书主体部分共十二章，每章都是专题性的研究，比如从毛泽东早年的志业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及民族政策变动、如何看新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怎样改变了中国等。不难看出，这些章节都不是编撰性的综合，结合在一起基本上能反映每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并且“专中有通”，每个专题也都有前后贯通性的梳理和论析。如此贯通下来，由“事”明“理”，释“理”晓“势”，形成了一部别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作者：邓峥云，系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春颖：在中国哲学史书写中探寻中国哲学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13:51 +0800

哲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三者关系可以描摹出一幅百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图景。以“哲学”“中国哲学”这样的现代学科划分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仅有100来年，始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1906年王国维倡导开设哲学学科并设定以“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为主的课程体系。当时，王国维主要使用从日本引入的哲学思想，而日本使用的则是明治维新之后引入的西方学科体系，将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并运用西方哲学的问题与方法来建构中国哲学史。1916年，谢无量借鉴日本的研究写作了《中国哲学史》。差不多同时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写作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并以之为基础于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从创建起就与西方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也长期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和标准。如果抛开地域上的“中国”与“西方”，二者均是“哲学”这一学科，却又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在过去100多年中，曾多次掀起中国哲学与哲学之关系、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热潮。除了纯学术讨论，热潮中还充溢着民族性与世界性、中与西、保守与开放、传统与现代等近代以来的探索和争鸣。这属于“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或者用冯友兰的话来讲是“中国底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关系。“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则较晚被看到。一般而言，哲学史与哲学密不可分，尤其是中国哲学体系的建立，或者说，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发现，就是在对漫长历史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考索、摘取与重构。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就是中国哲学，即在以经史子集系统为主的传统文化中探寻属于哲学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中国独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哲学研究者，对中国哲学史各个分期都有了非常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自然发展出对哲学体系的追求，即从对中国哲学史的探索到哲学体系的建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技进步加速了全球化进程，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开启了新局面，无论是个体生命的安顿，还是世界格局的调整，都在呼唤能回应当代问题的新的哲学体系和价值系统。在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过程中探寻中国哲学，这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早期的特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史”著作的书写，与“中国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这一点是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科发展的独特之处。一般来说，“史”是对事物发展历程的记述、回顾和总结，所以“史”总是滞后于事件本身，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的关系就是如此。20世纪初“哲学”被引入中国，首先面对的不是哲学体系的建构，而是对中国固有的历史思想资源进行“反向格义”。这与汉代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佛教传入是其融入中华文化的过程，是以中华文化本有的思想概念解释外来文化。百年前西方哲学的传入，则是以全新的学科系统、思维方法、问题意识、概念定义重新选取、诠释、组织、构建中国本有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对经史子集中与哲学研究内容相关的部分进行整理诠释，另一方面是挖掘其中的哲学问题、逻辑方法，并对其进行体系建构。中国哲学史的早期写作，大体上也是沿着以上两个方面推进。前面提到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因胡适受美国实用主义影响，写作时着重逻辑学与实证主义，造成该书内容与中国思想存在错位，其视角与方法是哲学，但还不够中国哲学。这之后不久的20世纪30年代初，冯友兰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影响最为深远。冯友兰将中国思想中与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知识论等相关的内容选出，构建出各部分紧密相连的哲学体系。这就囊括了对中国思想进行整理诠释、体系建构两大方面，以历史的纵向发展为线索建立了中国哲学史的整体规模。与此纵向的历史脉络不同，张岱年在1936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则是以横向的哲学问题为纲来建构中国哲学，全书分为上部宇宙论、中部人生论、下部致知论，全面地分析了中国思想中的哲学问题、概念范畴及其发展演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中建立起来，在方法上主要受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哲学影响，但前辈学者始终坚守基本原则，即中国哲学首先是哲学，中国哲学史首先是哲学问题的发展史。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自建立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而非哲学中某个门类，它包含哲学中所有根本性的问题，是中国文化对宇宙、人生根本性问题的独特解答。中国哲学在关注的哲学根本问题上具有普遍性，在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解答上又具有独特性。新中国成立以后，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主要由教育部统编中国哲学史教材，写作主体由个人转为集体创作，作为教材使用范围最广的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其写作中广泛加入了马克思哲学思想，这为中国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写作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挑战：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在中国哲学中观照和回应以马克思唯物论及现代科学主义为主流的社会现实？此时不单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更凸显出了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即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扎根于当代、直面当下问题、回应现代人的困惑，而获得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今，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哲学学者，中国哲学史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并具有更强的国际影响力。传统与现代、新时期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中国哲学在方法、视野、问题意识、研究深度与广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呼唤着能够更好总结中国哲学当下发展、展现中国哲学思想特色、体现中国哲学研究高度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诞生。郭齐勇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张学智写作的《中国哲学概论》等著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立足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高度，继承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历史传统，并做出研究方法和思想深度上的推进。《中国哲学通史》多卷本的撰写，全面立体地展现了中国哲学从先秦到清代的发展历程，方法上超越了以往的写作范式，尤其注重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突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张学智的《中国哲学概论》根植于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史传统，将冯友兰纵向的历史脉络与张岱年横向的哲学专题结合起来，开创了十字交叉的书写方式。在内容上，该书突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同时也强调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融为一体。中西方哲学在哲学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这也是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坚定的信念和努力的方向。要言之，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写作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主体性重建。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反映出，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中西文明冲突的背景下，逐步从对外来哲学的接受、批判到最终建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哲学体系的过程，展现了中国哲学在文明对话中的自觉与自信。二是辩证审视中西哲学差异。随着中西方学术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既不是以西方哲学作为基本参照系，也不是简单拒斥外来文化、强调以“中”解“中”，而是吸收借鉴西方哲学的最新成果，同时注重发掘和凸显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和文化特性。三是体系化与专题化相结合。在继承传统纵向历史叙述的同时，也在不断深入探索横向的专题研究，把对哲学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与对哲学基本理论形态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四是回归原典与现代诠释相结合。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坚持对古代典籍进行全面掌握和精细解读，同时力求在传统哲学资源中提炼出符合现代社会和时代要求的哲学思想。当代中国哲学史写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返本与开新并进，旨在构建一套既符合哲学普遍规律又充分体现中国哲学特色的书写范式。“返本”，既是继承近代以来冯友兰、张岱年等先辈开创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又是致力于回归中国文化的源头，发掘其深层的精神内核。“开新”，是今天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不再以某种方法、体系来格义中国哲学，而是构建具有中国哲学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由此，中国哲学中的“中国”和“哲学”共同获得了凸显，中国哲学研究也正向着更深入的理论层次和更广泛的国际视野发展。（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11:45 +0800

作者：[巴基斯坦]穆罕默德·阿西夫·努尔（Muhammad Asif Noor）/文杨雪/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在全面实现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作为备受期待的盛会，二十届三中全会规划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此次会议特别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会议的决策部署预计将对中国政策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产生深远影响。多维度的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涵盖了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中国而言，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更包括实现与国家独特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相契合的平衡、可持续发展。二十届三中全会阐述了中国的现代化理念，展示了国家未来发展的多维愿景。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想深植于国家历史背景及独特的社会政治景观中，总结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回顾历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当时，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为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强国奠定了基础。前所未有的增长也带来了环境保护、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平等方面的挑战。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注重在借鉴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纠正一些发展不平衡现象，因而强调高质量发展，重视技术创新、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和谐。这种整体性的全局观正是为了确保现代化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社会各界，也与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治理原则相一致。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之一是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深入讨论的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前几十年中国经济奇迹中的高速增长不同，高质量发展侧重于可持续、包容性增长。这种转变有助于中国应对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退化、收入不平等和地区差异过大的风险。通过高质量发展，中国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平衡和有韧性的经济体系，从而有效抵御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工业现代化。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概述了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措施，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阐明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也注重推进法治改革和治理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关重要，既要高效又要透明。这需要深化财政政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并重组国有企业以促进形成更具竞争力和公平性的市场环境。中国致力于建立支持经济活动的健全的法律框架，同时确保问责和公平。加强法治建设一直被视为吸引外商投资、保护知识产权和创造值得信赖的营商环境的关键。一系列治理改革旨在优化行政办事流程、防治腐败，并提高政府效率，从而营造更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数字经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促进实体经济与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一项重要议题，这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得到了体现。这种深度融合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旨在实现工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转、创新和竞争方式的全面转型。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建立健全数字基础设施。这显示了拓展高速互联网接入的重要性，其对先进数字技术和服务的支持作用不可或缺。高速互联网的发展将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差距，确保所有地区都能从数字连接的进展中受益。数字技术将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农业、医疗和教育等各个行业，其助力不限于基础设施建设。在不同行业，使用数字工具有助于有效提高效率、生产力和服务交付能力。《决定》也提到了推动电子商务和数字产业的发展。电子商务平台、数字支付系统和在线服务将在转变传统商业模式与消费者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计划通过利好政策、技术投资以及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鼓励创新的同时注重保障安全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来支持数字服务的发展。此外，中国充分认识到了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的必要性。这包括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等先进制造技术，这种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制造业的跃迁被视为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全球竞争挑战的关键。中国也非常关注建设创新驱动型产业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这包括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设立创新中心和支持研发活动。这一策略将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国际合作，并推动支持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的发展。除了推动技术进步外，工业部门的现代化还着重于提升供应链的韧性。新冠疫情等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在此背景下，中国致力于打造自主可控、更具韧性的供应链，相关措施包括拓展多元化供应来源、增强国内生产能力和投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另一个关键点是注重城乡融合发展。尽管中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城乡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二十届三中全会突出了促进协调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性，以确保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着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并为农村居民创造新的经济机会。环境可持续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主题。二十届三中全会阐明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中国已设定了减少碳排放和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的目标，并致力于通过提升能源利用率、投资清洁能源技术和加强生态环境监管等措施向低碳经济迈进。除了经济和环境领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还涵盖了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二十届三中全会突出了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必要性。这包括扩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等挑战，推动建设更加包容和谐的社会。《决定》也凸显了文化的重要性，这涉及保护和推广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将其与现代价值和创新精神相结合。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旨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确保现代化道路不会走偏继而导致文化被侵蚀。科技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力，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了提升国家科技创新实力的必要性。这需要增加研发投入，建立创新生态系统，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通过推广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教育和培训来培育创新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扩大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中国将进一步发展贸易和投资，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互联互通，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这意味着在借鉴全球实践范例和相关经验的同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量身定制的，符合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还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角色。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改善治理机制的重要性，这要求党提升战略规划、政策执行和公共管理能力。由此可以看出，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决定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在中国国内，各项决定代表了国家应对多方面机遇和挑战的全面性、前瞻性战略；在国际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可能重塑全球发展动态。随着中国经济向更先进、创新的经济转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有望进一步提升。中国对绿色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视有助于在世界范围推动这些领域的进步，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承诺则可能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创造新的机会。当然，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提出的各项举措是否能够得到有效落实，这有赖于坚定的政治意愿、有效的治理以及包括企业界、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中国需要应对复杂的挑战，如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达成平衡、防范化解社会不平等风险以及应对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变化。总体而言，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式现代化制定了全面的议程，强调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反映了一种深植于中国独特背景和价值观的战略愿景。随着中国踏上这一富有雄心壮志的征程，全世界将密切关注中国如何应对前方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有望改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格局，并提升中国在全球层面的影响力。（作者系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所长)

侯旭东：人在事中：史学研究的新可能

Published: Wednesday, 09 October 2024 23:09:56 +0800

当下中国史学表面的繁荣难掩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无论是对碎片化的忧虑，还是三大体系建设的呼吁和努力，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问题所在。要想突破瓶颈，关键并不在于开展更多的具体研究，而是要对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反思，探索新的可能。这方面的工作可从重思史学既有对象的划分方式与提炼新的研究概念入手，超越既有的局限，拓展可能空间。“事务”构成生活的主体史学的研究对象一般认为是人物、事件与制度，还可加上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也是如此，只是将对象局限在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与官制、法制等与统治相关的制度上，政治文化则相当于政治领域的思想观念史。这样一种几乎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对象划分方式是否穷尽了对象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四大发现（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与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实际提供了难以纳入上述分类框架的大批资料，尽管现实中的研究往往还是循着相近的思路在推进。此后不同领域的新资料持续喷涌而出，特别是战国到魏晋时期的简牍与宋代以后的契约文书档案。近年在日本学术的影响下，经中国学者的持续努力，正在创建中国的古文书学。除了这种研究方式，不难发现，各种文书记述的内容与传世文献有相当的不同，超出了精英人物、事件与制度的范畴，典籍之外更多的是不同类型的官府行政文书的残存，揭示的是统治的运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展开，琐碎且零散，有些甚至是高度重复性的。相关研究也颇有积累，不过多停留在具体问题层面，并未与史学研究对象等一般性问题联系起来。其次，社会科学研究很早就注意到例行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理论进一步细化了相关思考，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以“惯习”概念分析人类行为，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也揭示了结构的性质，认为“结构深嵌在惯习中”，将结构和反复出现的行为直接勾连起来，为化解结构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对立指明了可行出路。再次，中国哲学家们也开始将目光从西方译介词构筑的概念大厦移出，思考如何借助中国词汇与逻辑建设本土哲学。无论是做中国哲学，还是对“存在无非做事”的阐述，以及“人：因‘事’而在”，人的存在与生成统一于“事”的分析，都显示了本土词汇的哲学潜力。从文字学上追踪“事”的源头，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甲骨文中“事”“史”“吏”与“使”之间的同源关系，以及当时丰富的含义，也为走出今天扁平化、充满了结果取向，因而难以避免的目的论意涵的“事件”一词提供了丰富的语义可能。最后，跳脱上述“事件”观，反观现实生活本身，不难发现反复进行的“事务”构成生活的主体。将“事务”提炼为概念，以“做事”为对象观察过去，可以将人与反复进行的事务结合。这将是一种“顺时而观”的考察，从结果中跳脱，返回时局中，观察时人是如何针对情境，调用各种手段来处理事务，进而展示事务如何制度化，哪些没有走上制度化？在对照中发现制度生成与演化的逻辑。人做事也要依托既有的观念图式，将所为、所言、意图与行动并置，行动及其预期和意外后果并置，可以将人、事与制度（化）、文化四者衔接起来，突破以往四者各自为战的局面，从机制角度揭示更多的历史现象。上述做法突破了主要基于后见之明确立的事件或事件序列的束缚，这些事件可分可数，但并不连贯，是后人利用叙述策略编织而成的，回到真实的事务流中，将获得从事务流对照与反观事件生成、制度化出现的契机。笔者最近利用简牍文书研究汉代张掖郡居延甲渠河南道上塞的邮书传递与管理，最后延伸到西汉中期以后“督邮”这一官职产生并制度化的原委与途径。“督邮”作为郡属吏，《续汉书·百官志五》中赫然在列，成为朝廷认可的郡吏标配，但在秦与西汉初的律令中并无踪迹，西汉中期以后才见于记载，来历不详，学界也甚少注意其起源。从考察居延地区邮书传递中对反复出现延误问题的监督入手，笔者分析了民政系统中产生督邮书掾的背景。《续汉书·百官志五》“使匈奴中郎将”条“本注”云“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置，掾随事为员”，强调了“事”与设吏以及是否有编（员）之间的密切关系，提示了一种官职制度化的具体途径。此研究通过个案揭示了检查吏卒做事（邮书传递）中暴露的问题如何催生了新的差遣，最后又如何制度化为普遍官吏设置。梳理文书档案，对照文献，当可找到更多类似的情况，将人、事与制度三者的动态关系更为清晰地展示出来。近现代史领域资料更丰富，开掘空间更大。笔者2019年发表的《事件是如何生成的？——道光的日常与“鸦片战争”作为事件的形成》一文，利用《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对照分析后人认定的属于“鸦片战争”的内容如何从道光日常处理的各种奏折中被“抽取”与“编织”起来，由日常事务反观“大事件”的形成过程与意义生成过程。基于制度、信息沟通、文书行政、经济史、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将“事务”从日常使用的词汇凝练为集合性的概念，指称看似充满了差异、暧昧、难以数量指称的具体化的研究对象，立足“做事”来分析衔接复数的人、物品、关系、制度、事件、时间、空间等，构成观察上述对象以及上述对象之间关系的视角，并与以往形成的各种历史认识形成对话。从共时性关系到历时性关系研究不应限于就事论事，要根据研究所处的状态，采用关系思维挖掘与呈现更丰富的历史内涵。注重“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由微见著，从单一关系走向多重关系分析，从共时性的关系分析走向历时性的关系过程。具体而言，某件文书或某类“事务”的复原或某类文书的集成只是第一步，这是以对象化的方式、用“事件”的思路处理“事务”，需要引入历时性的“过程”视角，考察“文书”所承载的“事务”产生、使用到消失、再次出现的全过程，或可称为“事务过程”的分析，或“工作取向”。通过“独立而非孤立”的过程分析，不仅揭示事务如何反复展开，并在具体过程中对参与其中的人（不同位置上的人，有些事务甚至牵涉上到皇帝，下到具体机构的官吏，乃至百姓）如何反复卷入其中、各自发挥什么作用（既体现在文书从载体的制作、文书起草、抄写、传递、处理的过程中，也包括在文书所涉及事务处理上），这些作用如何相互交织，推动事务进展加以分析，还应包括处理事务所依托的各种规定，以及具体时空下不同的人对这些规定的态度与应对方式（其中涉及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使用或生产的物品等），及其当时与长远的、未预期结果，发现时间进程中出现的“变”与“不变”或“反复”的交错关系。基于此，再将传世文献所述与之相关的内容，甚至某些相关的“事件”纳入对照分析中，形成新的宏观认识。进一步置具体事务过程于更长的时间脉络中，乃至跨越朝代的时间历程加以比较，从事务的角度认识制度史中常说的官职“职掌”，对制度类文献的记述增加“做事”角度的认识，赋予了抽象的职掌叙述以动态的韵律与具体时空中的细节，也会对持续两千多年的古代王朝运行机制上的内在反复波动有更深切的体认。在逐类研究“事务过程”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讨“事务分工”及其与更一般性的秩序之间的关系。从现代人类产生之初的原始社会按照性别划分，到依据环境来形成采集、渔猎、农耕、畜牧的划分，以及更复杂社会中的按照能力、出身以及出于政治体需求而强制确立的分工与安排，如春秋时期开始确立的“四民”，以及后世王朝划分的户籍身份上的类别，进而将事务（包括各色民众所从事的生产活动，而不是停留在制度性的分工划分上）、做事（现实中的活动）与社会秩序和政治体（主要体现为“部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通过各色人等的实际活动与被规定的职责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和政治体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产生新的概括性认识。研究中注意分析时人分类方式与使用的称呼，避免以今人的概念与分类曲解古人，发现时人的观念图式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认识今人的观念世界提供一个历史维度的对照。内部观察之外还需对照其他文明来比较，发现更多的可能。以“做事”为视角，还可结合考古资料。借助考古学中的“操作链”概念，开展遗物产生全过程的复原，“再现”多种技术的产生过程，如石器、陶器、铜器与玉器的制作。从原料产地的比对与推断，到原料开采、运输、加工再到成品的产生与分配、使用，以及动物、植物的驯化与利用，透物见人，由各类事务性工作的产物重构事务性工作如何展开，将完成工作的人及其产品（物），以及组织这类生产的机构、机制与人聚拢起来纳入视野，进而将四民中的“工”在不同时期的活动展现出来，为再现历史上不同时期人与物的关系提供可能路径。这方面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基于此也可进一步探索完成工作的众人和众人的组织方式。这些已在实践中，期待更多的具体研究，为中国史学发展注入活力。（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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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张载思想刍议

蔡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治理淮河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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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颖：在中国哲学史书写中探寻中国哲学

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侯旭东：人在事中：史学研究的新可能

马海涛：坚持系统观念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方杲杨欣宇：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维逻辑